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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京办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两千年前的汉朝已经有，据史料记载，汉文帝刘恒就是在“驻京办”里即位的，此后开创了著名的“文景之治”。
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随时处在需要调整又互相博弈的状态中。据网络文学获悉，中央为了控制和掌握地方的情况，规定每年地方长官或其代表，必须进京“上计”，汇报一年的政绩、税收，并将推荐的人才贡举到中央。而地方为了伺知中央的动向、联络中央各部门，也为了本地区进京办事更方便，就在京城设立临时的办事处。秦朝享国短促，这方面的史料阙如，但汉朝开始设立驻京办，史料确凿。唐朝则是“驻京办”的全盛时代，宋以后逐渐走向衰落。
汉代：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还比较简单
汉承秦制，地方行政实行郡、县二级制，此外还有各诸侯的封国，因此，又为郡国并行制。最早的地方驻京办事机构，称“邸”，根据不同的行政单位，有郡邸、国邸，县以下的单位大概还没有资格在京师设“邸”。
汉代这类机构有两点不同于唐代，一是各邸的主管长官是大鸿胪（汉代九卿之一，掌管礼仪、诸侯王国、少数民族和地方事务），具体事务则由大鸿胪的属官“郡邸长丞”分管；二是各“邸”的最高长官，郡邸为守丞，国邸为长史，并不常驻京师，而是由各邸的较低级别的留守官吏负责邸内事务。可以说，汉代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还比较简单，基本在中央的控制和管理下。据文学名著《汉书》记载，齐国设有“齐邸”，燕国设有“燕邸”，诸侯王进京后的一些活动就在所属的“邸”进行。
汉武帝时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监察，设置了十三部州刺史，东汉时刺史已经成为地方上的一级长官了，也就有了进京奏事的“邸”。东汉灵帝时，皇权式微，群雄竞起，各地驻京办竟达“百邸”之多，当然，那时的大鸿胪已经控制不了这些军阀的驻京机构了。
安史之乱后藩镇设立的进奏院
唐朝是驻京办最活跃的时期，最多时达到四五十个，而且占据了京城最繁华的几个坊，大批办事人员在京常住，置房产，包二奶，纳小妾，流连烟花柳巷，参与商业经营，乐不思蜀。不过唐朝初年，地方在京城的“邸”还是属于联络处的性质，主要是为进京汇报工作和述职的官员提供落脚之处，这些“邸”也大都是由中央建造的。
众多的进奏院，对拉动京城的消费、活跃市场起了不少作用。房地产业、餐饮娱乐业及各类服务业受益最为显著。
进奏院需要选址买房，又通过便换业务替藩镇在京城积蓄了大量货币，有的多达数十万贯，于是藩帅们竞相在京城购置房地产，推高了京城的房价。宋人宋敏求所撰《长安志》一书，记述了很多唐朝藩帅在京师购置的宅子。
进奏院大多集中在长安东城偏北的崇仁坊和平康坊，这两坊离尚书都省（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和政治中心——大明宫较近，又邻近东市（两大市场之一），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住宅也大多选在这一带。因此，既是政治中心圈又是商业繁华区。虽然长安有宵禁的规定，但这两坊却因商业和娱乐业的兴盛，“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每天车水马龙，“遂倾两市”，再加上平康坊是隶属教坊（管理倡优、教授歌舞的官署）的妓女聚居处，往往成为赴京举子、新第进士、京都侠少、地方幕职官吏的流连之所。两坊的红火与进奏院也有很大关系，迎来送往，推高人气。进奏官由于是常驻，那些年稍长而色未衰的妓女，大部分被这些“邸将”包养，有的是名正言顺的“外室”，有的没有名分，只是“私蓄侍寝者”，还有的索性跟随卸任的邸将“衣锦还乡”。中央对官吏的种种限制，主要是针对在京任职的官员，驻京办反倒是一块“自由的沃土”。
唐代进奏院异常活跃
唐朝后期，藩镇坐大，皇权式微，进奏官也仗着本镇的强势而气焰嚣张，往往成为藩镇向朝廷邀功的代言人。如卢龙节度使杨志诚从检校工部尚书升迁为检校吏部尚书，相当于从建设部部长转迁为人事部部长，杨志诚的进奏官徐迪居然到宰相处抗议，威胁说：我们只知道尚书改仆射（相当国务院总理级别）是升迁，不知道工部改吏部算什么，如果使臣来进奏院宣布任命诏敕，恐怕进得来出不去。这般嚣张，而宰相却无可奈何。威胁未达目的，杨志诚公然退还了朝廷颁发的委任状和随赐物品，扣留使者，皇帝只好再派使臣将总理级别的右仆射授予他。
不过，当朝廷决定讨伐某些叛逆的藩镇时，进奏官也就成了朝廷向藩镇示威的替罪羊，或严加监管，或借机处罚。可见，进奏院是藩镇与中央博弈的重要棋子，其兴衰起伏正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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