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面对困难不绝望 视写作为中心

他是很早便进军文坛的作家，作品几乎与当代中国社会如影随形，一举一动，都能引发关注。据中国文学网了解，无论是生活中饱经磨难，还是文坛上功成名就，“青春活力”与“积极心态”几乎是这位作家在生活与创作上得到的一致评价。他说，自己的乐观源自拥有光明底色，“写作是中心。一切经验对喜欢写作的人都有意义，你的人生和历练是不会糟践的。”

面对困难不绝望

王蒙出生于1934年。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开始，到《青春万岁》、《布礼》、《活动变人形》等，王蒙的作品与当代中国社会如影随形，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1956年，在洋洋洒洒20多万字的《青春万岁》还在修改之时，那部名噪一时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率先出版了。也正是因为这部作品，王蒙高调跨入文坛，随即陷入争议漩涡。1963年，王蒙来到新疆，一住就是16年。

在外人看来，生活条件变得艰苦了。但王蒙始终认为，就是这个比较困难的时间段对他来说仍然有许多正面的东西，比如说扩大视野、甚至是锻炼身体。少年时代的王蒙身体非常差，疾病连连，“有人说我能活到30岁就不容易了。”乐观的心态支撑王蒙坚持下来。他学会了做饭、磨面，甚至在五七干校的时候还当过炊事员，无论如何艰难，从来没有悲观到彻底垮台的境况，“有个朋友说过一句话，只要自己不垮，别人是搞不垮你的。这也可以用到我身上。”

“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少年时代，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使我们对国家、民族，对自己的生活与未来充满了一种光明的期待。”这种期待构成了王蒙生命中光明的底色，同时，他也有一种来自对自身为人、智商的自信，“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没有绝望过。”

视写作为中心

在新疆的10多年，王蒙的写作受到了一点影响。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在那段时间内，他几乎没有什么作品出版。王蒙坦率地承认，那会儿对写作在短期内是没有抱什么希望的，“但是喜欢写作的人有个好处，一切的经验对他都是有意义的。有好事儿当然高兴，遇到不好的事儿，有无奈、悲哀，但也‘不糟践’，你的人生和历练是不会糟践的。”

“另外，在我人生的历练上，有城市生活也有农村生活；有首都生活也有边远地区生活；有汉族生活也有其他兄弟民族的生活经历。这都是用黄金也换不来的。”王蒙的话给自己的经历做出了最好的注解，“越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越要给自己找到正面的东西，给自己寻找正能量，让自己能以阳光的态度来对待人生的各种遭遇。”

回到北京后，王蒙担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开始连续发表作品：长篇、短篇……令人目不暇接。那会儿，他已经是一个年过40的中年作家，并在随后的时光里历任《人民文学》主编、文化部部长等职，工作愈加繁忙。但他的创作生命却仍然是青春的，他的作品数量与质量，让很多年轻作家望尘莫及。

“写作仍然是中心。那么多的生活面儿呢，给了我写作的资源，给了我精神的力量。”提起那些成就，王蒙淡淡地回答，“至于在乐观不乐观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可商量的。不乐观，那您能选择什么呢？”

感谢夫人助力

时光流逝，被铁凝称为“高龄少年”的王蒙在创作上又进入了一个高峰：推出《王蒙八十自述》、小说《闷与狂》以及《青春万岁》60周年纪念版……这位始终对生活饱含激情的老人身上永远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出版社公布的1600万字的创作纪录便是他的成绩单。王蒙曾有过这样的表述，“从事自己最喜欢的写作，有一个美满的爱情，这是我最成功的两件事，我这一生没什么遗憾。”

在王蒙的写作上，夫人单三娅给了他不少帮助。在新书《天下归仁：王蒙说<论语>》首发式上，单三娅也来到现场。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内，她安静地抱着衣服坐在台下，认真聆听王蒙的发言，并不时点头微笑。王蒙说，单三娅是一位老记者，比较关心文化艺术，对自己的写作提出过非常多的建议，“许多作品我们都有交流讨论。她也有长期做编辑的职业习惯，对哪个说法有疑义便会提出来，对我是很及时、切近的帮助。”

现在的王蒙，生活平静愉快。从工作上来说，则分为写作、讲课两个部分。出于对王蒙身体的关心，在外地的很多讲学活动，单三娅都要陪着去，“在北京倒不一定了。”

工作之余，王蒙也去会朋友、阅读，娱乐、体育活动“一个都不能少”。他乐呵呵地跟媒体说，自己有时候会散步、逛公园、打保龄球；还尽量争取一周游泳两次，“夏天有时候到海边去，还争取在海上游泳。”

“我也打乒乓球。虽然打得不好，但是能活动活动，推迟衰老。”这个浑身仍然洋溢着生活激情的老作家开了个玩笑，“保持青春？那是早保持不了啦！”

“萌萌哒”的学者

熟悉王蒙的人都知道，他接受新生事物的速度并不比年轻人差。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对“神马”等一些网络流行词都了如指掌，喜欢调侃。推介新书时会“萌萌哒”讲个段子，比如解释“思而不学则殆”是“nozuonodie”。

熟悉新生事物，也关注传统文化。在对生活进行文学式浪漫表达的同时，王蒙还是一位学者，从近年起，王蒙开始研究老庄之学、研究文学名著《论语》，“作家是各式各样的，不可能都学者化。我提倡作家们要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准，希望有更多的作家懂外语，懂得自然科学，希望更多的作家认真读一些书。”

在王蒙看来，传统文化的主要作用就是能够优化人心，“使人心多一点善良、道德，多一点君子斯文，少一点野蛮，少一点小人的毛病，社会就好了。”当然，王蒙也认为，这种传统文化要和新文化结合，“也得跟全世界的先进文化接上茬儿”。同时，王蒙对文坛的现状也颇为关注。他认为，现在(文学)内容多样，那种消费性、娱乐性的东西比过去更多，同时受到新媒体的冲击。

“新媒体的东西容易推广。比如一个电视剧受众比一本书不知要多出多少，一本书有几万人阅读已经算非常成功了。传播手段也不一样。这些情况都很多。”王蒙分析，“好处是让我们的文化产品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坏处是大众接受很好，但又把水准往下拉，要拉到一个平均数，我们时时面对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