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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是温斯顿·丘吉尔逝世50周年纪念日。两度任英国首相的他，因为带领英国在二战中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
至于他同样当仁不让的文学成就，倒是不常被提起。事实上，丘吉尔一生写了26部、共45卷（本）专著。1953年，他凭借另类文学小说《不需要的战争》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曾说，自己来生最愿意做的事，“是与奥斯卡·王尔德对话”。
当过战地记者，越过狱
两年前，丘吉尔之女玛丽·苏姆斯对媒体谈起父亲时，会强调一件事：“你要记得，他曾经是一名记者。”1895年，在丘吉尔不到21岁时，他服役的女王第4私人轻骑兵团特许他请假，以《每日画报》通讯员的身份，去古巴采访古巴脱离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战争。这是丘吉尔第一次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出行。
1989年，他在报刊稿件的基础上加入自己搜集的资料，在英国出版了第一本书《马拉根德野战部队的故事》。在紧接着的夏天，丘吉尔动笔写下他惟一的一部小说《萨伏罗拉》。
而在这3年间，作为独立战地记者，丘吉尔还参与了英国陆军元帅基钦纳率领、沿尼罗河去往苏丹的大部队，并为今天已不存在的《早报》写稿。此次经历又促成了另一本书——《河上的战争》的出版。它也是丘吉尔早期文学代表作。
在当时给母亲的一封信里，丘吉尔很直率地写下了自己的野心：想要更出名，这样便可以“衣锦还乡”。他也确实做到了：在苏丹之后，1899-1902年，他到南非报道布尔战争，《早报》给他的报酬是每月25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1万多英镑）。当时24岁的丘吉尔，已经跻身世界上报酬最高的记者之列。在接下来的9个月当中，丘吉尔又出版了两本书：《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伊恩·汉密尔顿的进军》。
在丘吉尔从政的60年里，写作一直与公务相辅而成。从1898年出版第一本书之后，丘吉尔坚持写作，惟一的短暂停顿，是在二战期间。事实上，他的从政契机也来自其战地记者经历：他随英军士兵参与布尔战争途中，被后来成为南非总理的史末资俘虏。布尔人拒绝释放携带武器并参与战斗的记者丘吉尔，但1899年底，丘吉尔独自一人从比勒陀利亚越狱成功。逃出来后，他还不忘做两件事：找到曾卖烟草给他的布尔商人，把账清了；给看守过程中跟他成为朋友的狱卒长留了感激和道歉信。
此后，丘吉尔扒火车、睡沟渠、偷吃的。6天后，他扒上了开往葡萄牙殖民地德拉果阿湾的火车。最终，他在莫桑比克海湾跨过了国界，重新踏入自由之地。这一事件使得他在英国名声大噪。回到英国后，丘吉尔决定踏入政坛。
赚钱是出书的一大动力
丘吉尔的名言录常见于书店、图书馆书架，至今被英语世界视为经典又实用的良言警语。其中，他对写书有过这样一段叙述：“写书就像一场冒险。开始时，它是玩具，也是娱乐。然后它成为一位情妇，再而成为一位主子，再往后则变成一位暴君。最后一个阶段是你终于认了命，你把这头怪兽给杀了，然后拖到外面示众去。”
更著名的还有这一段：“我所能奉献的没有其他，只有热血、辛劳、眼泪与汗水。”这是1940年5月13日，德国入侵法国3天后，初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在下院发表的第一次演讲。
不过，根据前剑桥大学现代英国历史系教授彼得·克拉克的研究，丘吉尔所“奉献”的不只如此——除了日理万机之外，他还常利用晚上和清晨写作。
克拉克整理了一本有关丘吉尔写作生涯的书，名叫《丘吉尔先生的职业》。书以不寻常的角度开写：“政治家是丘吉尔的第二职业。”书中也不讳言，除了本身热爱写作，赚钱也是丘吉尔不断出书的一大动力：“他开始从政时，政客都需要有另外谋生的手段，不是从商就是继承财产。丘吉尔是一个没落贵族家的幼子，他缺钱花，于是抓住了写作。”
1906年，丘吉尔出版了父亲伦道夫·丘吉尔的传记。在书里，丘吉尔重提父亲“作为政客不务正业，坏了名声”，而“从未彻底实现自我潜力”。
1930年代，丘吉尔写了另一本有关先辈的传记《马尔堡：其生平与时代》。这部四卷巨著细述了马尔堡第一公爵约翰·丘吉尔18世纪在欧洲战场上的荣光。
丘吉尔还写过自传《我的早年生活》，回忆自己从1874年到1902年的青年时期。克拉克在研究中指出，丘吉尔有一个写作幕后班底，包括助手、研究人员、秘书以及校对人员，丘吉尔的一部分书由这个班底完成。“许多人知道，丘吉尔在二战后发表的作品，另有人执笔。事实上，他的马尔堡公爵传记也有助手协助。”克拉克还指出，写书期间，丘吉尔通常用听写的方式，让秘书们将他的口头表达记下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丘吉尔的每一本书都是长篇大论——他“没有时间减短书的篇幅”。
在1929年到1937年间，丘吉尔的年均收入为12883英镑，比一个高收入的专业人士高10到12倍。《星期日泰晤士报》曾断言：“20世纪很少有人比丘吉尔拿的稿费还多。”许多作家都遇到过“写作者瓶颈”的问题，在丘吉尔这里完全相反：马尔堡公爵传记原来只计划出两本，写着写着就成了四本。
从咬舌儿童到著名演说家
虽然写书有幕后推手，但大部分演说都是丘吉尔自己写好的，每次演说前他大概得花1小时准备。纽约曼哈顿的摩根图书馆收藏了丘吉尔从1941年2月以来的所有演讲稿。博物馆研究员凯利形容：通常丘吉尔的第一稿跟平常的演讲稿无异，但最后的定稿“就像一篇诗歌的草稿”。丘吉尔还会加上声调、语调和停顿的记号，以保证现场达到最理想效果。
而谁能料到，幼年的丘吉尔曾经需要反复练习发音，克服咬舌的习惯？这也许促使他很早就懂得了语言的力量。后来他掌握的英语单词量超过12万，据说是当时世界上掌握词汇量最多的人之一。
1963年4月9日，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对丘吉尔在演讲、写作方面的成就做了一番总结陈述：“在黑暗的日子和更黑暗的夜晚，当英格兰孤军无援时，他激活了英文语言，并将之派遣上了战场。”
二战后，美国杂志将丘吉尔选为“一百年来世界最有说服力的八大演说家”之一。2002年，英国广播公司举办“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调查，丘吉尔排在首位。
当然，文字高产、演说雄辩的另外一面，是“毒舌”。丘吉尔机智幽默，但也常常口不饶人。这一点，接触过他的人都清楚。坊间流传着很多此类故事。他和作家萧伯纳之间有过一个著名的段子：1923年，萧伯纳写完文学名著新剧《圣女贞德》，给丘吉尔寄了两张首演的门票，并附上一张纸条：“这是我新剧演出的两张票。带上一位朋友来，如果你有的话。”丘吉尔收信后立即回复：“抱歉，我没法出席开幕那一晚的演出。请给我寄第二场演出的门票吧，如果有第二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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