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启蒙可能导致专政主义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他也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三联书店目前正在陆续出版“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11册。12月20日，钱理群先生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行的“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读者见面会上，做了一个“我与青年”的长篇发言，和读者分享他半个世纪来与青年朋友交往的故事。

“我始终如一坚持讲鲁迅，毫不动摇”

我和青年靠什么来连接？我和青年连接的纽带就是讲鲁迅。这几十年来，不管外界对鲁迅有怎么样的评价，不管有多少人总想把鲁迅赶出课堂，但我始终如一坚持讲鲁迅，毫不动摇。

很多青年朋友告诉我，他们在中学的时候，读了很多鲁迅的作品，当时并没有什么感觉，甚至有点厌烦鲁迅，但到了社会以后，尝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以后，他突然想起鲁迅，又回过头来认真读鲁迅。我觉得这样一个过程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我坚信青年读鲁迅，我要做的角色从一开始就是做青年和鲁迅之间的纽带和桥梁。

北大学生接触鲁迅有几个过程，第一是1980年代，在启蒙主义的时代，那时候学生听我的课和我讲课都非常非常投入，形成了一种气场，我和学生之间心心相印的气场，学生的认同度是非常高的。

到了1990年代发生变化。当时我在讲鲁迅的时候，旁边有一个教授公开宣布要质疑启蒙主义，要跟我唱对台戏。学生分成两大派，一派学生说我们不需要鲁迅，生命太沉重，何必那么沉重呢？我要追求轻松，因此要把鲁迅放在博物馆里，尊敬他，但绝不接近他，不需要他，拒绝他。另一部分学生说正因为他重，我们现在正缺少生命之重，因此需要鲁迅。两大派争执不休。

从中国文学网可知，1997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一部分北大学生提出口号“重新认识北大精神，重新寻找北大精神”，觉得1980年代末后北大失了精神，这时候鲁迅又重新回来了。那一年我开了一门课“周氏兄弟研究”，那时候真是爆满。最后有人跟我说，北大各系最牛的学生都到你的课堂上来了，又仿佛回到1980年代。

2011年我上鲁迅的课的时候，叫做“天鹅的绝唱”，学生还是爆满，但和1980年代不同，分成三类：一类继续寻找生命资源，一类尊敬鲁迅但保持距离，一类是看热闹的。

最让我感动的是课程结束时有一名学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钱先生我们非常喜欢听你的课，原因是我们在你的课上看到了你呈现出另外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人还可以那样自由的言说，还可以那样把全身心放在自己的事业上。我羡慕你这样的人生。

“把理想换成两个层面的理想”

大家可能知道，我是出生于一个上层社会的旧大家族。我在南京、北京等大城市长大，我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名牌学校，而我自己是追求当作家、当学者的。因此我这样一个人，一下子到了中国最边远也最底层的一个中等专科学校教书，就发生了巨大的难以想象的反差。也可以说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暴露在我面前，我怎么办？我是坚持理想呢还是要做某种调整？而我一到贵州，当地人事部门就告诉我，贵州大山进来以后别想出去，后来我想考研究生，学校说家庭出身不好，休想。

我就得做好思想准备，一辈子呆在贵州。那我怎么办？情急之中，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成语，叫做狡兔三窟。我说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理想做一个调整，把理想换成两个层面的理想，一个层面就是客观的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可以现实的理想。一个是客观条件不具备，要长期准备等待的理想。那么我就冷静下来分析我的处境。

我就定了一个现实理想，做这个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除了认真、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中，我干脆搬到学生寝室和学生一起住，同吃、同住、同玩、同劳动，这样一下子就和学生打成一片。我和学生不仅一起上课，还一起逛街、踢球、爬山、演戏、办壁报。在我周围很快聚集起一批学生，我就成为那个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

所以几十年后，这批学生重新聚会的时候，回忆学校生活，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所以那年我到贵阳去，一提我来了，很多学生从几百里以外赶来见我。而我更从和学生的交往，特别是他们成长当中感受到生命的意义、我的成功感，享受着一个普通教师的快乐，这样就获得了坚持理想的力量。

但同时我没有放弃我的学者梦，我把它变成一个现实条件不具备，需要长期等待、长期准备的未来的理想。因此每天等学生睡觉后，我又继续挑灯夜读，坚持我的鲁迅阅读和鲁迅研究，我现在还保留了当时数十万字的鲁迅的读书札记。

“为追求真理而读书，而且是做好牺牲准备的”

1974年左右，我的周围聚集着一批爱读书的青年，这当中有学生、知青、工人、社会青年，年龄都是二十岁上下，他们都是50后。我们那些小群体办今天这样的读书会，在“文革”后期相当盛行，被研究者命名为“民间思想村落”。

我们这批人都属于“文革造反派”，我们当时参加“造反”有一个理想，就是打倒官僚主义阶级，要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出现特权（这个问题），我们是怀着这样的问题参加“文革”的。但后来我们发现，“文革”的结果是出现了“四人帮”这样的“文革”新贵，比那些被打倒的老官僚还要坏，我们就发现“文革”彻底失败了。

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就面临着“中国下一步怎么走”、“中国向何处去”以及“我们自己向何处去”的问题。

你们会发现30后、40后、50后有一个特点，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当时我们又把国家和世界联系在一起。同时我们意识到“文革”失败了，走向绝境的同时会有一个转机。当时我们是非常敏感的青年，预见到中国将发生一个巨大的变革。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后来有改革开放，但我们预见到中国非变不可。

我们意识到应该为它做理论准备。怎么做准备？就是读书。

后来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批人聚集起来的时候，受到当地公安部门的密切关注。“文革”后期，多少有点异端类的读书会在当时很敏感，很多人因此坐牢、判刑。我们明确意识到它的危险性而去读书。夸大点说我们是为追求真理而读书，而且是做好牺牲准备的。所以可以说是理想之交，生死之交。

“为下一代人担心实在是杞人之忧”

我到了北大又闭门读书七年，到1985年正式讲我的鲁迅观，这时候接触的就是60和70后的青年。他们多少有“文革”经验和记忆，因此他们和80年代启蒙主义的氛围是非常投合的。我那时候在课堂上讲鲁迅，确实形成了鲁迅、我和学生心心相印，声气相通的气场。

2002年我在北大退休前最后一批学生是1980到1983年出生的学生，这样我就有机会接触了80后。但我真正关心80后的学生是退休以后，2006年到北大演讲题目就是“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也就是说我2006年开始关注80后的学生。

我是站在80后这边的，我起来为80后辩护。我的说法也很特别，我说从我的研究出发，研究中国百年历史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下一代，而且不满意的理由都差不多。

当年“五四”的一个代表人物刘半农写了一篇另类文学文章叫做《老实说了》，他瞧不上30后的人，30后的人不爱读书又喜欢骂人。30后的人就跟刘半农吵得一塌糊涂。我是30后出生的，大概就属于刘半农不满意的，又不读书，又爱骂人，但现在我不是成了大家心目中尊敬的人了吗？

所以我就得出结论，为下一代人担心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而且最终得靠他们自己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

2006年到现在八年，八年后人们对80后的评价大不一样了，80后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而且社会已经承认他们了。倒是80后又有资格来批评90后了，理由也差不多了，你们不读书又喜欢骂人。

“对学术权力，教师权力必须保持警惕”

最后一个问题，和青年交往中的困惑和反省。我想从一个小事情说起。我上课很受学生欢迎，同学们听课的热情和迷恋，我既为之感动同时也很担心，会引起我的烦心。我记得一次上课后，有一个学生跟我说，钱老师我太喜欢你的课了，听完课一星期里我们寝室里全是你的声音。我一听，说糟了。也就是说我控制了这批学生，他的思想跳不出我上课的范围，这和我的初衷非常不一样。

我觉得这是反映了一个启蒙主义者一个内在的矛盾。因为你既然是启蒙主义者，当然希望你的言说有一定的说服力，要有吸引力。但另外你这种吸引力如果变成控制力，就会导致对你对象的压迫。我的课气场非常大，你不能完全投入，你要反抗。

作为启蒙者，作为教师，特别是你逐渐具有权威性，当你成为学术权威或者教育权威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是有权力的。你对学术权力，教师权力必须保持警惕，如果滥用权力你会成为新的挡路石，而这正是我高度警惕的。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矛盾是很多知识分子理不一定直，但气壮得不得了。

一个真正的启蒙主义者，首先要启蒙自己，所以启蒙首先是启蒙知识分子。启蒙必须走第二条路，否则启蒙会导致专政主义。我自己曾经走过这样的路，我接受这样的教训。

鲁迅作为启蒙主义者最大的痛苦和顾虑也是一种有罪感，他经常说我唤醒人们但我不能给他指出道路。我把屋子里的人唤醒，但路怎么走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也在追寻真理。因此鲁迅说，搞不好我成了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