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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一个古老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名字叫南京。像其他许多南京人一样，每当谈起这个话题，在一段时期内都会很难过。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说一个小故事，一个我亲身经历过的小小故事。当然，这个小故事与我今天所要谈论的话题也不无关系。
1993年春天，在日本学术振兴会的安排下，我前往位于北海道带广市的带广畜产大学，与该校的千叶宣一教授就三岛由纪夫及其文学进行交流。一天我外出办事，走在一条并不很宽的道路上，与陆上自卫队的一队军用卡车迎面相遇。当这些军用卡车从我身边缓慢驶过时，我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因为，我看见驾驶那些卡车的司机全都是头戴钢盔、身穿军装的年轻士兵。尽管头戴钢盔的都是一些年轻人，而且看上去像是挺老实的年轻人，但他们头上戴着的钢盔却是如此眼熟，眼熟到我一眼就能认出来。是的，早在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乃至后来的青年时代和人到中年以后，我都看过这些钢盔。不过，那是在历史照片里，图书插页里，展览馆的展品里，尤其是在电影和电视剧里，我无数次地看到过这些钢盔。但是，戴在活生生的日本年轻士兵脑袋上的钢盔，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并为之震撼不已。让我感到深深震撼的不仅仅是驾驶军车的日本年轻士兵脑袋上的钢盔，我还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看到日本士兵头戴钢盔而在内心里掀起如此波澜而感到震惊。这一年，我已经四十岁了。听了这个小故事，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仅仅看到几个日本士兵头上带着的钢盔，为什么竟会震撼至此？其实，这也是我今天所要讲述的话题——“由电影中侵华日军的钢盔说起”。
早在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我看过许多电影，这应该归功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对中小学生的种种优惠。每当放暑假和寒假以前，学校都会贴上几张大纸，上面是寒暑假期间专门对中小学生放映的电影名，有很多很多，每场电影只要五分钱，你可以预订十部甚至二十部，在假期里慢慢地看，这其中就有另类文学《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八女投江》、《鸡毛信》、《小兵张嘎》、《苦菜花》、《狼牙山五壮士》等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电影。在这些电影里，相较于八路军、游击队那些简陋武器，日本军队的武器就先进多了，有三八大盖，有轻机枪和重机枪，还有大小火炮。在军装上的差异就更大了，八路军一方的军装经常是破破烂烂，军帽也很简单。而日本军队除了整齐划一的布制军帽外还有钢盔，这也比八路军、游击队强多了。在电影里，只要头戴钢盔，端着三八大盖，刺刀上挂着一面不大的太阳旗的日军士兵出现，当地老百姓就一定会遭到抢劫、烧杀和强奸等等灾难。因此，从儿时起，日军士兵头戴的钢盔就成了一个标志，一个恐怖的标志，一个散布着死亡、灾难和毁灭的标志。
当然，对日军钢盔的恐惧并非全部来自于孩童时代看到的电影。在我刚刚记事时，我那位一字不识的老奶奶在对我讲述家里的情况时，就不时提到日军士兵在南京的种种恶行。其实，在日本军队打进南京之前，我的爷爷、奶奶就带着我父亲逃离了南京，逃到远离南京二百公里以外的淮安老家。当南京的战事基本平息，他们重又回到南京后，就靠我爷爷拉人力车维持生计。有一次，我爷爷拉着人力车从南京东南角的光华门城门口经过时，只因为对那位在城门口站岗、头戴钢盔的日本兵鞠躬不到九十度，就被那个日本兵用刺刀刺穿了大腿。至于醉醺醺的日本兵坐车不给车钱还打人的现象，那就更多了。
从母亲那里听来的有关那场战争的叙述也不少。在母亲随家逃离南京之前，经常看到日本飞机轰炸居民区。直至现在，我母亲都会一遍遍地告诉我的孩子，日本飞机是如何对南京的居民区狂轰滥炸的：“就看到日本飞机一下子冲了下来，翅膀上有红粑粑，快冲到地面时猛一抬头，就下了一串子蛋，看上去就像一个个热水瓶，然后，就看到地面黑烟往上一冲，紧跟着就轰隆一声传了过来。挨炸的八铺堂不算远，跑过去一看，就看到房子炸烧了，人的大腿挂在树上……”谈到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时，我的大姨父，也就是我母亲的大姐夫，当时他十一二岁，是个铁匠铺的小学徒，跟随师傅到由西方人建立的难民营去制作支撑大铁锅的铁架，这难民营就在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大铁锅则是用来熬粥给成千上万的难民喝的。在前往难民营的路上，不时见到日军士兵把抓到的俘虏绑起来跪在路边，然后用枪口对其后脑开一枪，“穿中国军装的俘虏就往前面猛地一冲，趴到地上死的了”。除了俘虏，日军对难民营里由上海、苏州、无锡等南方城市逃难来到南京、被困在难民营内的中国学生也不放过。我的这位姨父亲眼看到日军把很多汽车停放在难民营门前，还摆放了一些点心，然后宣传说，战事已经结束，要用汽车把南方逃难来到南京的外地学生送回去，免得在难民营内挨饿受冻。许多学生就这样被骗上卡车拉走了。当天夜里，有个浑身是血的学生回到了难民营，说是学生们根本没有被送回家乡，而是被拉去集体枪杀了。这个学生之所以没有死，是受了伤后被其他尸体遮盖住，才幸存下来……
据中国文学网了解，由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就我本人和我身边同年龄的人而言，有关日军在南京犯下的诸多战争罪行，更多、更直接的了解，其实还是来自于民间，而不是政府或由政府主导的教育机构。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里的老师在谈到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时，所作的表述是这样的：日本只有一小部分顽固的军国主义分子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欺骗了日本人民，把日本人民作为炮灰驱上战场，为一小撮统治阶级谋取利益，因此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即便是普通的日军士兵，他们也是被蒙蔽的受害者……后来我知道，这其实就是中国政府当时的政策基调。最近在查阅由野间宏为团长的日本第三次访华文学代表团的相关资料时，发现时任副总理的陈毅曾在1960年6月对日本代表团成员龟井胜一郎表示：“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镇压、被捕入狱的龟井先生说要永远不忘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我们想要忘掉它。这是一个佳话。反过来我们说不忘，日本方面说想要忘记的话，那就是悲剧了”。大约半个月后，也就是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对日本代表团也做过类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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