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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创意旅游纪念品“朕知道了”胶带风靡一时，这几个字是复制于康熙回复给大臣的密折中的真迹。你知道吗，在该院收藏的那些清代密折中，就有文学名著《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发自南京的亲笔，是直接递到皇帝手里的，内容也大多与南京息息相关。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个《知道了：硃批奏折展》。“知道了”是皇帝批阅大臣奏折的常用语，“硃批奏折”是经皇帝亲自用硃砂批阅的奏折原件。
据曾昭英文章介绍，从康熙开始，清朝就建立了“密折”制度。这是只供皇帝一人专看的，比作为国家机密的军机处档案更为机密。正常折子交给通政司审阅后再呈交，特别长的，还会由大臣写“贴黄”，即附黄纸，概括要点。而康熙的“密折”则是专奏专闻，不经过通政司，直接递到皇帝手里。折面上不写奏者姓名，只写“南书房谨封”字样。康熙即时批复，他一度右手有病，强用左手批复，毫不耽误，一则防泄密，二则可以深入了解真相。
据网络文学了解到，1924年溥仪出宫后，人们发现一个小木箱，内藏一批康熙朝的密折，主要是包括曹寅在内的三个江南织造上的奏折。这三人都是宫廷内务府旗人，全部亲笔缮写密折，短小精密，汇报内容由民情世风到雨水收成，不一而足。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展出的硃批奏折时，笔者意外发现了几份大约300年前由“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臣”曹寅“谨奏恭请圣安”的奏折，细看内容，也都是与南京这个昔日明都息息相关的。
曹寅在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一日（1708年3月22日）奏折中又解释说：“臣闻得四明山通福建，历来盗贼之巢穴，此辈皆在别省行劫，归藏山中，形迹幽秘，其来已久。以前未尝不犯，问官只问眼前现在之案，不株连根抵，故四明山巢穴，人皆不知。去年为百姓有买米下海之谣，又巡抚中军分兵披甲拿人，致令上下纷扰，故问官详据口供。令蒙皇上差各大臣严审，将来自可穷绝根窝，永无夜警。至于奸僧一念委给付之事，即如晌马贼歃血拜盟一类，皆由于地方官员柔弱懒惰，诚如圣谕‘不勤不慎’所致。当此天下富强之时，大臣静妥任事，小吏勤慎奉公，何务不办。琐细小事，动辄上闻，或借此掩饰，见其勤劳。或借此密奏，见其亲近，亦未可定。安能逃皇上洞彻万里之明，终于自误而已。所有百姓情形委细，未免字逾常格，臣谨具列奏闻。”
曹寅认为这件事本不大，只是鼠窃狗偷之辈，恐衙门动刑痛苦，妄为大言，使问者不敢施威，以免一时之累。而地方官员办事不力、虚张声势，造成百姓惊慌。而且他认为，琐细小事，动辄上闻，或借此掩饰，见其勤劳；或借此密奏，见其亲近。
尽管如此，有些客观现实是回避不了的。这从曹寅附在康熙四十七年闰三月十二日（1708年5月2日）开粜折内的“奏陈浙江审张廿一案由折”可见端倪。此案涉及的“朱三太子”，民间传说是崇祯的三儿子，是“反清复明”的一面颇具号召力的旗帜。其实，早在南明弘光小朝廷就闹过“太子”案，但那个“太子”不管真假，已经被降臣送给清军，没想到又冒出个“朱三太子”来。好在康熙已得到消息，他硃批道：“山东地方将姓朱的父子三人都已拿住了。口哄（供）势甚明白，但一念拿住方好。”不久，曹寅在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十六日（1708年6月4日）奏折中也奏报了“朱三太子”在鲁获解的消息。
由于以上这些种种不安定因素，故而曹寅听到“洪武陵冢上陷塌一窟口”的消息后，不敢怠慢，立即“随往勘验”，并“恐谣言流播，讹传失实，”使皇帝内心焦急，就将勘验情况和处理结果及时向皇帝报告。康熙在奏折上硃批：“知道了，此事奏闻的是。尔再打听，还有什么闲话，写折来奏。”
康熙的硃批肯定了曹寅的报告，并且要他继续打听，随时上报，可见康熙对这件事也是相当重视的。至于“陵冢上西北角梧桐树下，陷塌一窟口”是否“当先培填之土不坚”？还是另有“暗道机关”？这就要文物专家去考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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