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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粮票，寸步难行。”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大三的陈同学想象不到，当年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她现在想吃饭，可以随便进出任何餐馆；可以买方便面、水饺、汤圆自己去煮；可以叫肯德基、麦当劳外卖上门。但是，建国30年间人们的吃饭记忆，成了不少上了年纪的人的浓浓的乡愁，却也是80、90一代记忆的空白。
计划供应征购农村粮食供应城市居民
“1953年前，我们自己种的粮食可以自由买卖。但到了1953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了，余粮只能卖给国家。”今年76岁的老人梁传达回忆起建国初的那段岁月，并不清楚当时政策为什么一下子就变了。
中国文学网报道，1953年粮食歉收，东北等主要产粮区减产70亿斤。收支相抵，全年出现40亿斤赤字。全国各大城市粮食缺口，北京、天津的面粉不够供应，上海出现大米抢购风潮，全国经济波动，人心不稳。当年10月，中央政府做出决定：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严格管制私商，调整内部关系。于是，几个新名词诞生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
梁传达家当时种5亩地，水稻亩产八百斤，“好像一年要交200斤的公粮，我们那里是丘陵，不用鸡公车，都是我和父亲用担子挑着去。”在此之前，交完公粮，剩下全家5口的口粮，余下的粮可以卖给私人，换些钱应急、置办家用等。“但是1953年之后，队里会核实每家的人口、粮食产量，计算好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和应交的公粮，剩下的部分则必须卖给国家。”当然，国家的统一收购价是远低于原来市场价格。
梁传达不知道的是，正是像他一样的数亿农民的贡献，让当时全国6亿人口都有了饭吃。而为了兼顾公平，杜绝贪污腐败，2年后的1955年8月，政务院颁布《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要求对城镇居民按户籍人口定量供应粮食，粮票制度正式诞生。并形成了“四证三票制”和“两类九等”供应制，“四证三票制” 是指：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市镇饲料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以及地方料票；而“两类九等”供应制则是根据市镇居民的劳动差别、年龄大小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大米与面粉两类），确定市镇居民的具体供应等别和每月口粮定量标准。
缺粮记忆：
当年没有粮票有钱也得饿肚子
粮票发行一年后，如今的川粮协会会长蒋俊出生在了山城重庆。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暑假，还在个位数年龄的他，有一次和两个小伙伴去綦江县耍，“那时候家里粮票都很紧张，家里只给一斤的粮票，从来不会说给五斤、十斤的粮票。”当时，公共交通并不发达，重庆与綦江之间一天只通一班车，买不到票只能等第二天。结果，在回来时，因为票紧，蒋俊3人没买到票，“我们带的粮票只够吃一天，节省节省撑了两天，可还是买不到票，心里急得团团转。”蒋俊与小伙伴想多给些钱， 买点饭吃，可是根本行不通。“我们当时饿疯了，就像乞讨的一样，逢人就问能不能买张粮票，最后是一个60岁的老婆婆卖了1斤粮票给我们，5毛钱，当时的工资才10块钱左右。”正是这一斤粮票，让他们3个买饼充饥，熬到了有票回家。
彼时，粮票被称为‘第二货币’。“粮票有时候比钱值钱多了，有钱没有票，什么都买不到，肥皂要票、拖鞋要票、缝纫机要票、手表要票，连女性用的月经带都要票。”蒋俊说。不仅仅是粮食，当时食用油也奇缺。“每人每月四两油，2斤肉，油荤特别缺。”蒋俊说，每月到了割肉的时候，他就会大晚上去排队，“专挑肥的买，不买瘦肉，肥肉回去可以炼油。”这样才勉强保障了一家人的用油。
粮食定量供应最怕老家来亲戚
在票证奇缺的年代，怕没票，更怕老家来亲戚。“老家来一个亲戚，就要吃掉一个人的口粮，那家里就得有一个人饿肚子了。”当时，每家都按人口定量，老人、小孩定量都不多，所以家家都感到粮食紧缺，加上副食品少，且多实行凭票供应，特别是孩子多的家庭，更感到粮食困难。孩子吃不饱，大人饿肚子，身体瘦弱，营养不足，不少人患浮肿，所以，那时亲戚朋友很少走动。如果至亲好友因事必须请吃饭，客人也会主动拿出粮票。“这看起来不近人情，其实，在那时是司空见惯的事，并不感到难为情。”
那个时候，就算是身为共和国总理，也要为粮票犯愁。1962年秋，周恩来总理请张爱萍、钱三强、王琻昌、邓稼先等两弹研制的领导、专家谈工作，而后请他们吃饭。这次吃饭，就是每人一块油饼，一碗烩菜，中间一个砂锅里面有几个肉丸子。饭后，秘书说：总理请客是自费的，但粮票是定量的，没有多余的粮票，所以请你们每人交二两粮票。
粮票印上语录仿制假票被识破
1955年，四川发行第一套粮票，与一分钱的纸币有点类似。正面书写“四川省地方粮票”“四市两”“四川省粮食厅制发”“一九五五年”的字样，背面印有“本票只限于四川省内购买粮食和粮食制品，严禁买卖、伪造，涂改无效，遗失不补”的字样。“到了文革时期，粮票的做工进一步完善，1969、1970、1971年四川省的粮票上还出现了毛主席语录。”在梁军收藏的文革年间的粮票上，写着“厉行节约，严禁浪费粮食”、“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等最高指示。
梁军指着一张面值为“二十市斤”的粮票说：“这其实是一张1斤的粮票。”但其上面所画的图案和20市斤的一样，均为一艘轮船，且票面大小一样，只是1市斤的票面呈灰黑色，而20市斤的票面呈紫红色。“是一个人私下将数字‘1’改为了‘20’，文字‘一市斤’改为了‘二十市斤’，并把票面颜色均涂改为紫红 色。”如果不仔细看，基本看不出什么差别。“但是1市斤的票面上写着‘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语录，而20市斤的票面上则写着‘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人就这样被发现了，被判处伪造粮票罪，坐了5年大牢。”
粮票上的图案记录一地风土人情
如果不是去参军，蒋俊可能不会发现粮票还是一地风土人情的代表。1973年，蒋俊参军去了青海，做了部队的文书，每年招新兵之际，他都要去各地奔波，而这就必须要一把全国粮票。
当时，粮票有全国通用和地方流动两种，只有全国粮票才能在中华大地上普及使用。尽管还有省级粮票、市级粮票和县级粮票，但只能在各自的行政区域内实行，县级粮票跨县则不能流通，省级粮票跨省则不能流通。“如果要出差，一定要用地方粮票换上一定数量的全国粮票才能出门。”蒋全国粮票比作今天的美元可以“满天飞”，而地方粮票就是“团团转”。
因为全国粮票的地位，各地“只收不找”，所以蒋俊每次招新回来，手头都是一把找零的地方粮票。“积累多了，我发现各地的粮票都不同，而且有些还特别漂亮。”
许多地方将风景名胜和浓郁的民族风情设计在粮票上，如陕西的兵马俑、广西的象鼻山、湖北的黄鹤楼、西藏的布达拉宫、上海的外滩、湖南的韶山、贵州的黄果树瀑布等等。“制作特别精美，闭上眼睛，前面好像就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在四川省1973年发行的粮票上，有火车、梯田、三峡等图案，“这些都是当时四川的一些历史人文的缩影，非常的生动逼真。”而在成都市1981年印制的粮票上，有合江亭、红旗剧场、宝成铁路等图案。
历史见证市场经济发展票证经济落下帷幕
从网络文学了解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农村逐步放开了对于粮食的交易。“粮食渐渐就变得不再那么紧俏了，而粮票也可以随意地交换东西了。”梁军说，1979年20多斤地方粮票可以交换1斤鸡蛋，而如果是交公粮，可以用100斤粮票顶替100斤的粮食。在有些店铺也可以自行“变通”，“买大米的时候凭粮票就是1毛4分2，没有粮票那就得多给点钱，得1毛8或者2毛。”这是当年蒋俊挨饿时所不能想象的。
1987年，梁军进入大学学习，“我是生活委员，全班的粮票都由我发放，一个人发32斤的粮票”。但基本上大家都吃不完，“因为以前没有油水，菜也少，只能吃饭；后来油水多了，肉基本上每天都能吃到，多吃点菜，粮票自然就用不完了。”那时候，他们班的女生经常会用剩下的粮票去超市换香皂、拖鞋、洗发液等物品。而这也是蒋俊所不能想象的，他依然记得小时候，每到月底，粮食不够的时候，母亲就会买很多白菜和萝卜回来。
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被确立，国家粮油敞开供应，粮票从此成为收入历史的口袋，而长达40年的“票证经济”也最终落下帷幕。粮票则成了蒋俊和梁军等人无尽的乡愁和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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