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中短篇小说的成就突出

10月24日至25日，“讲述中国与对话世界：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京师学堂举行。作家莫言、贾平凹、毕飞宇等，翻译家杜特莱、吉田富夫、朴宰雨，学者童庆炳、陈晓明、陆建德等国内外七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莫言认为，讲述中国是当代作家不容推卸的责任，而最重要的立场，是保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不违背良知。“我们如果对社会生活当中存在的许多不令人满意的现象不敢披露、不敢批评、不敢用形象化的文学的方式来揭露、来呈现，那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但如果我们对最近三四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来中国社会巨大的、全方位的进步视而不见，依然把中国社会描述得一团漆黑、毫无光亮，我认为这也不是客观、公正的态度，不是一个优良自豪的作家应该抱的态度。批评一个社会需要胆量，赞美一个社会也需要胆量，胆量的背后就是良知。”

30年来中短篇小说的成就不让他国

作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涌现于文坛的作家之一，莫言认为自己这一代人的创作是与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发展进步的步调一致的，“没有中国这30多年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也就没有我们这样一批作家，我们的作品用文学的方式真实反映了社会生活的面貌，真实描述了在巨大的历史变革下中国人的精神，也塑造了许许多多可以立得住的文学的典型的人物形象。”

莫言认为，塑造人物是作家最重要的目的。历史的变化并不是像原子弹爆炸那样爆发式的巨变，而是体现在细微生活中，从一个村庄、一个家庭、一个人的某一天乃至一个小时里折射，需要通过无数的细节、无数的细微的个体性变化交织而呈现。

对于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舆论界褒贬不一，莫言是其中坚定的肯定者，不仅作为一个写作者，也作为一名文学的读者。他认为这30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虽然没有出现《战争与和平》这样的文学名著巨著，但中短篇小说的成就“完全有资格进入世界文学之林”：“我们的作家的文学创作的艺术水平和思想张力，一点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当代作家所创作的，大家如果能够看一下最近30年来的西方作家的创作，应该同意我这个结论。”

应该使莫言回归莫言

莫言在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大热。但公众对其关注，相对于文学成就，更像是关注一个文化符号，最为典型者，便是游客蜂拥至莫言旧居以抠墙皮、挖砖块、拔萝卜等举动“沾文气”。乃至莫言自己都曾感喟，在得诺奖后，自己都变成“莫言”的一个看客，看别人谈论的莫言仿佛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人。

针对这类学术现象，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认为，“我们今天对莫言的讲述方式有很大问题，无论正面还是反面讲述，都是越来越空洞化、虚拟化。‘莫言’成为一个消费的对象，而不是作家本人。”

读者对一个作家的喜欢或不喜欢本应基于其作品，但在吴义勤看来，现在人们对于莫言的态度，却变成因为他得了诺奖，或其他的一些事件，而喜欢或不喜欢。“怎么让莫言回到莫言本身，怎么让莫言的意义回归文学本身，是个紧迫的话题。”吴义勤说。

而另一方面，对作家作品的好恶，吴义勤觉得都可以理解，但他认为“好恶要限制在个体的范围内，是个人的审美趣味和修养决定你喜不喜欢这个作家，而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夸大为社会的真理”。他称“我们是研究者、是读者，并不是真理的代言人，不能代表全体读者去做一个共同的判断。批评家的平常心，在这个时代可能比任何时代都重要。我们批评家首先要做好自己，做一个普遍人，而不是把自己努力区别于普通人。不论是阅读莫言也好，阅读其他作家也好。”

吴义勤期待将莫言“从宏大叙事里面解放出来，回到具体的作品”。他并不讳言，目前对莫言的研究多在宏观角度，但将莫言与抽象意义相捆绑，“意义会讲尽，而我们自己会感到很厌恶，很疲劳”，现在特别需要的，是在作品里寻找莫言，“莫言活在他每个小的作品里，作品的意义、生命是无穷的，我们可以无限阐释。”

乃至本次会议的议题，吴义勤都认为有点太大，“我们今天把莫言的意义越讲越大，从国家、民族、文化、中国崛起、世界对话等角度讲起，但每个作家写作的出发点，可能是很小的、很个人的、很情绪化的，如果从国家、民族、世界对话角度来写作，作家写不出什么样的作品。”

在 “把莫言说大”的背后，吴义勤看到的是对作者的扭曲与伤害；而在强调“与世界对话”的背后，他则警惕将中国视为他者的眼光：“第一次中美文学论坛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所有的西方学者，跟中国文学对话、阅读中国作家作品的时候，他感兴趣的是作品里的中国，不是接受中国文学，而是接受这其中的中国。因此，在西方的很多学者眼里，作家和文学是分开的，他们要的是中国，丢的是文学，很少讨论你的文学在世界上的贡献，而是感兴趣于里面的中国。”

1980年代思想解放思潮中的莫言

莫言在1985年发表《透明的红萝卜》技惊四座，当年的中国文坛，就为他的这部处女作开过莫言创作研讨会。1986年发表《红高粱》，不仅奠定了他的华语写作地位，也将“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

贾平凹昨日作为嘉宾为会议开幕致辞，将莫言比作行空天马。但当他第一次读莫言，想到的却是放火烧荒的野孩子，“一下子就是几百米长的火焰，红黄相加，随风蔓延，十分壮观”，且后果有可能不可控，引发山林火灾。他觉得莫言凭其天性，不顾一切地写作颇合那种情态，后果也是一样：打破了中国文坛的秩序。

在贾平凹看来，莫言的特点就是不合常规，且这种不合并非刻意，而是天性。如同规规矩矩的果园里疯长的一株叶藤，因为有野生的基因，有吸取营养的能力，有接受风雨雷电的能力，能够自成一格。除了源自乡土的野性，贾平凹认为莫言还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乃至可以追溯到鲁迅：“是基于社会的、人性的批判，鲁迅的批判也是这样的批判，如果纯时政的那就小了，就不是文学了。”

除贾平凹外，与会作家均为莫言的文学“后辈”，受到其影响。作家毕飞宇感慨，“今天我们之所以有条件、有可能坐在这儿对话，首先我们要感谢在1980年代为我们提供了文学身体的那位作家，那就是莫言先生。”而作家邱华栋在自己1980年代末的创作中，看到了莫言的影响痕迹：“来自大地的、瑰丽的想象，不知不觉就成为我们文学营养的一部分。”

毕飞宇表示，1988年，他有一次特地去莫言故乡山东高密“朝圣”的经历，这个24岁的文学青年看到一片高粱地就钻进去，马上就不堪其热而落荒而逃。“这就是故事的全部，”毕飞宇说，“小说比现实生活要精彩得多，小说也比生活吸引人得多。“作家的眼、耳、鼻、舌、身，他流动的血液，他的心脉，他勇敢的无坚不摧的力比多一股脑儿和汉字搅和在了一起”。在身体还远未成为正面概念的时代里，作家还矜持地令身体与作品保持距离的时候，《红高粱》让毕飞宇相信“小说家 的器官原来是长在小说里的，同样，小说原来是长在小说家身上的”。

身为一名小说家，毕飞宇认为“小说无用”，但如果有一点有用，那就是小说提供的自由的姿态，“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中，我不敢说另类文学《红高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上限，上限是不存在的，可是我可以说，《红高粱》为我们给出了一个下限，这个下限的意义就在于，作家必须首先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小说是人写的，前提是你这个人必须是解放的，起码你的内心充满了解放的动机。”毕飞宇说。

批评家白烨认为，此前学界讨论莫言往往孤立而论，而本次会议上，作家们以当事人和见证者的身份表明莫言的小说创作不仅成就其个人，也影响着同时期作家乃至于当代文学。“让我们回到了莫言开始写作的历史现场，感觉到莫言在作品中体现的感觉、语言、叙事的解放，构成了文学、艺术的解放，这是与整个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所兴起的思想解放相呼应的。他既是整个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产物、一个成果，也是一个构成，他们是相互呼应的。从这个意义来看莫言小说的意义，它既是个人的，也是文学的，更是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