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辛：新媒体给文学带来挑战和机遇

“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叶辛说，总书记的这句话让他感触深刻，“作家的生命就是靠作品说话，要拿出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座谈气氛融洽问题到位

叶辛说，总书记和文艺界72位人士座谈会，这么大的一个会议，3个半小时，整个会场的气氛很和睦融洽，“总书记完全是用亲切的拉家常式的方式在和我们探讨文艺问题，大家从中央电视台当晚播出的片子当中也看得到，只要是总书记的镜头都是微笑的。”会议结束后，22位作家坐同一辆车回京西宾馆，在车上自然聊起刚才的会议，“各个年龄段的作家一致认为，氛围很好，感觉总书记很亲和。”

叶辛翻开记得满满的笔记本说，习总书记针对正在创作中的文艺工作者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总书记说了一句话很精彩，‘没有优秀的作品，其他的事情再花哨再热闹都是空的。’”叶辛的笔记上，还有习总书记对优秀作品提出的要求，其中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句是“优秀的作品能温润心灵，传得开，留得下。”叶辛感叹，“传得开，留得下”，这六个字很直白，但说得非常透彻全面。

叶辛说，正是说到这一段时，习总书记指出了当前文艺创作存在的一些问题：“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叶辛非常认同总书记的说法：“在整个报告中，我们平时心里有感觉，但是因为这样那样原因不愿意说的问题，他都点到了，而且点得十分恰当。这些问题在文学界也是蛮普遍的。”

叶辛以长篇小说举例，近年来，每年长篇小说纸质出版达到三四千部，数量是巨大的。但能够给人留下印象的不过百来部，其中比较优秀的，有较高发行量或者社会评论都还可以的，不过二三十部，至于能够让全国关注的，十几部。“过了一两年回过头再看，甚至连十几部都没有，很难有留得住的作品。”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出版的门槛降低，以前出版社把关严格，出一本长篇小说要搞市场调查，现在只要作者给补贴，出个三五千本很容易。另一方面，很多成名的作家不愿意再花大力气写长篇小说了。叶辛说，跟自己同时代的作家，很多都不写了。有些地方一个省里，作协会员也很多，但是很多人不写，跑出去随便参加个活动拿拿红包，写写旅游文学，比写长篇小说要收入多。总书记说“有数量缺质量”，是点得很到位的。

从中国文学网了解到，总书记说：“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对于一个成名的作家来说，要继续写下去，也要面临着今天时代的挑战。有些作家不再写，是因为功成名就后，对当下的生活有一定的距离，“不要责怪读者，要他掏钱买书是自觉自愿的行为，他不买你一点办法也没有。”

新媒体带来挑战和机遇

这次文艺工作座谈会，有两位网络作家出席，叶辛的笔记上，也有这样一句总书记的讲话：“现在以互联网为主的新文艺群体十分活跃，所以我们文艺界还要扩大我们的工作覆盖面。”有人说，现在电脑、网络等新技术这么先进，文学即将消亡。“我认为文学不会消亡，但新技术的兴盛确实对每一位当代作家都提出了挑战，你必须写得更好，必须写得更能征服读者的心。”叶辛说。

当年叶辛的《蹉跎岁月》小说和电视剧都引发了热烈的社会反响，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很多地方台还没有拍电视剧的能力，当中央台制作播出一部比较好看的电视剧时，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来了。“这就是沾了当时的新媒体的光。”

叶辛记得最清楚的是两个数字。1982年，中央电视台要把《蹉跎岁月》改编成电视剧，怕叶辛改本子改得不认真，就对他说，你要比写小说更认真—你的小说印了30多万册，发行量很大，但你知道全国有多少台电视机吗？当时的统计数据是6000万台，而且，打开一台电视机还不止一个人在看。到1995年电视剧《孽债》播出时，央视的朋友说，全国的电视机数量已经是3.6亿台了，有好作品上电视，关注率是非常高的，所以你一定要搞出好东西来把大家的眼球抓住。叶辛感叹，同理可见，新媒体也在让好的作品“长上翅膀”。

上海作协今年建立了网络作家协会，叶辛说，网络作家群体的兴起，对传统的以纸质媒体为主要传播载体的作家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和考验，迫使你必须要改变写法，包括语言和结构等。巴尔扎克的时代会用30页来写一个小楼，而现在的作家如果还这么写，肯定就没人看了。“我们的创作必须契合这个时代，创作出优秀的、读者乐意接受的，但是仍旧有着中华语言的音韵感、节奏感、美感的好作品。正如总书记所说，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新作聚焦临时夫妻现象

在座谈会上发言时，叶辛向习总书记介绍，自己今年又写作了长篇小说《问世间情》，写的是进城打工一族中时有所见的临时夫妻现象，书出版短短几个月，就印了好几次。

叶辛说，自己最早听到临时夫妻这个现象是1998年去广西南宁采风。所谓临时夫妻，就是一起打工的一对男女下班后住在一起，像夫妻一样，但实际上，他们各自都有或是留在家乡务农或是在别的地方打工的配偶及子女。之后在与社科院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交流时，叶辛也多次听到这个话题。

“这个题材很容易进小说的，十几年来我为什么不写？因为这是改革大潮中的支流，我们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我去写这样一个支流，怎么去写？”但是去年年初，全国人代会上，有打工族的代表提出了这个话题，呼吁关注打工族中的临时夫妻现象。中国妇联回应这个代表的发言说，根据统计，2亿多打工族中，这样的临时夫妻可能不少于10万对。

叶辛在总书记面前介绍说，自己写的这部长篇小说，是涉及到进城打工一族中时有所见的临时夫妻现象。虽然并非常态，但家庭是我们社会的细胞，这细胞不稳定，会影响到整个肌体的稳定。“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打工群体常常只是被看作一个经济因素，而不考虑他们也是具体的人。除了吃的、住的比农村更好以外，他们也有家庭的要求、爱的要求、心灵的要求。我是逐渐想明白这个问题的。”

在全国人代会上看到了这条新闻之后，叶辛一下子想明白了。当时他本来在写另一部长篇小说，“但我看到这条新闻之后，原先那部小说突然写不下去了，在家里走来走去，就把原来的小说停了，准备动笔写这一部。”

当叶辛确定要写临时夫妻这个题材的小说时，他先做的，是下生活。他在城乡结合部住了差不多一年。“小说写到的茶馆，我去坐过；写到的工厂里9块钱的盒饭，我去吃过好多次；写到的老镇古街，也是我常去的。厂房里也去过，了解生产环节，一道道向工人请教工序。”有当地的朋友看了小说笑叶辛，你瞎写嘛，现在上海怎么可能还有2块钱一壶茶的茶楼。叶辛告诉朋友地方，让他自己去看，绝对真实，“就连小说里写到的茶楼黑板上的说书预告，都是我从茶馆里抄来的。我如果没有去过，绝对不敢这样写的。”

这些细节都来自生活的真实，正如习总书记所说，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小说《问世间情》出版后，叶辛到当时下生活的工厂里，参加了工人们的书友会，有三个年轻工人发言。“他们说，虽然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小说把我们对感情和生活的需要写出来了。”

叶辛说，今年对他来说，是个丰收年，前前后后有7本书要出版，但若说新书他只会提《问世间情》。原因何在？“《问世间情》涉及到的是打工群体，根据统计，16岁到59岁的打工群体有2亿多人，但他们没有话语权。我从临时夫妻这样一个角度切入，倒也不是说我有多少悲悯之心，但是我看到生活中有过这种烦恼的感情经历的男男女女，像生活中漩涡般打转转似的情景，这是一种新的矛盾，处理好这样的矛盾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意。2亿多人这个群体，需要更多的关注。”

写体验过思考过的生活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里，叶辛还讲到了《蹉跎岁月》和《孽债》的创作。《蹉跎岁月》已经是叶辛的代表作，他透露，现在有历史定论了，大家都说是好作品，但35年前自己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出版社的编辑是不敢接的。“编辑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怎么写小说啊？我想了半年，没想通呀，这知识青年十年白做了，我只有这个生活呀。后来我想通了，只要我把握好，这是我们这代人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是会有读者的。”

叶辛解读说，另类文学《孽债》中，一个男知青讨两个老婆，一个女知青嫁两个丈夫，这在知青生活当中并没有典型性，大多数知青不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小小的故事后面折射出来的是一代人的苦恼，所以我后来还是坚持把它写了出来，客观上社会效果很好。”正如叶辛在文艺座谈会上发言时所说：“我也犹豫了很久不敢下笔，但是我回想起知识青年的苦恼眼神，我想这是生活恩赐给我的，我应该把这样的故事写出来，因为这样的故事带着时代的烙印，它折射出来的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和情感经历，会给读者耐人寻味的思考。”

在发言的最后，叶辛说，李白、杜甫、白居易，为他们的时代留下了不朽的诗篇，每一个有追求的当代中国作家也应该为我们的祖国和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书写新的篇章。他说：“李白、杜甫不可能写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写清朝明朝，他们只可能写他们在唐朝的生活。而我，也只能写我真切地体验过思考过的生活。”不断地向生活学习、不断地感受生活、不断地在生活中捕捉新意，“可以说这是我40年创作的一个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