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场有“会”无“议”：等级决定发言权

《申报》是晚清第一大华文报纸，在信息传播与时势评述方面多所作为，影响甚大。其中，《申报》的社论尤有特色。叶仲钧所著《上海鳞爪竹枝词》有一节专门纪述“各报社评之变迁”，中有“曾记从前各报章，长篇社论冠头张”之句，说明近代上海各大报均很重视社论，但多数华文报创办于《申报》之后，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上海，《申报》一报独大，所以其社论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申报》社论文辞雅致，视野开阔，对照西方检讨中国，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是认识晚清社会的有益素材。其中，发表在1887年1月18日的一篇，题名《中西会议情形不同说》，就官场开会的一些程式及其特质进行了评论，颇有深意。

有“会”无“议”：等级决定发言权

开会是征求意见、商议对策的有效途径，是集思广益、民主决断的必备程序。中国古代会议的一般情形大凡无考，关于一些著名会议的纪述，虽不难找到，但均非纪录型史料，难窥会议过程。论者每谓中国古时有“询谋佥同”的民主传统，此语出自文学名著《尚书•大禹谟》，原句为“朕志先定，询谋佥同”，实际上已经体现了中国会议先“议”后“会”的特征。这一“会议精神”在历代相传中，被不断巩固和扩大，到晚清时期官场会议有“会”无“议”的情形已至极致。《申报》社论作者曾亲自调查过一次由王公大臣召集的部院会议，关于会议过程有这样的描述：

王公大臣坐定寒暄之后首先讲话：“今日交议之件应如何办法，诸君请各抒所见。”于是大官看看小官，请其“各抒所见”。而小官则谦让未遑，彼此推荐，结果共请大官发言。大官亦不敢出一言，异一议，转请王公大臣“赐教”。王公大臣乃端坐正容，谓“此系朝廷交议之件，各官理宜各抒所见，幸勿推让”。

各官虽嘴上唯唯诺诺，但仍无敢出一辞，发一议。然后王公大臣则侃侃而谈，最后谓：“今日之事惟有如此办法，未识诸君以为何如？”一时诺诺之声雷动，一则曰 “王爷明见”，再则曰“中堂高明”，于是会务秘书拿出议案，自上而下由各官签押于上，以俟次日覆奏。会议之事大体完毕，上坐者打打哈欠，伸伸懒腰，起身说道“时不早矣”，遂命驾先去，各官亦次第皆去。其有异议者，则不与会，盖其人亦寥寥焉。

作者关于会议过程的描述虽不免简略，但对官会形式主义的揭露则相当深刻。晚清各类行政会议“有会议之名，而无会议之实”，所谓议程与议案不啻虚文；出场开会者也只是“表演”而已，所谓议案最后都一致通过，不是典型的“朕志先定，询谋佥同”吗？

会议文化：妓女、鼻烟和鸦片

从另类文学了解到，晚清时期会场内外体现的“会议文化”也是当时官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会者对会议的“潜规则”心知肚明，知道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或者说什么话有用，说什么话不仅无用而且可能惹祸。如前所言，各位代表知道“抗命”不发言，是给主持会议的王公大臣做足了面子，最后将“英明决断”之类的荣誉奉之王公大臣，一团和气，其乐融融。

等级差异在到会先后方面也能体现出来。正如本文作者对那次部院联席会议所观察到的，开会前各官纷乘舆马，陆续而至，“大都官之小者则其至也先，官之大者则其至也后”，各类中小官员聚齐之后一边闲谈，一边等候，阅时颇久，王公大臣方至。

早到的官员们一方面谈天说地，稽古道今，另一方面则相互品鉴鼻烟。他们各自取出携带的鼻烟，请他人品味。受赠者拈之入鼻，吸嗅几口，啧啧称赞之后，询问购自何处，如果出自西洋，则更会引起围观欣赏。在频嗅鼻烟的同时，官员们更相互把玩烟壶，或赞叹膛子颇大，或夸奖色泽颇佳，言之刺刺不休，闻者频频点头。鼻烟毕竟属于达官显宦之消遣之品，低级别会议的与会者则在会前舍鼻烟而侈谈鸦片烟，尤其是一些商务性质的会议更是如此。

晚清的商务会议越来越多，因为随着公司制度的发展，召集董事会、股东会成为常态。但这类会议同行政会议一样有“会”无“议”，或先“议”后“会”。不过，商务会议的物质待遇可能不错。

《申报》1883年12月25日发表的一篇题为《中西公司异同说》的社论写道：中国公司举行股东会或董事之前，先发请帖，届时开会，公事未说，先排筵席；更有雅兴，召妓侍侧，拇战喧呶，杯盘狼藉，主宾欢然，其乐无极。迨至与会者酒醉饭饱，会议主持者然后将需要讨论之事和表决之案出以相示，“其实则所议早已拟定，笔之于书，特令众人略一过目而已”。结果，“原拟以为可者，无人焉否之；原拟为否者，无人焉可之。此一会也，殊属可有可无，于公司之事绝无裨益。”说明，吃饭也越来越成为晚清会议文化的重要内容。

如果说行政会议中的等级权威“关”住了与会者之口，那么商务会议则以酒食“堵”住了与会者的嘴，同样使其有口难言。

中国人真不喜欢“议”吗

现代会议程序显然是由“会”与“议”两大部分共同组成，缺其一都非良制。其典范当然是西方的会议制度。正如社论作者所言，西人之开会，是先“会”而后“议”，华人之开会，则是“议”定之后再“会”。既然已经议定，则开会亦可，不开会亦可；会中有所讨论也可，无所讨论亦无不可。“大约商务则尚有会而后议之事，官场则无不议定而后会”。

社论继续指出：西人会议，无论大小，与会者“皆肃肃然无敢错以游词闲语”，对于议案平心论断，初无成见在胸也。会议主题鲜明，程序秩然。如意见不一，则相互辩驳，最后进行表决，“言是者人众则从而举之，言非者人众则从而罢之”。其表决之法有投票、举手、起立等，不外乎体现少数服从多数之义。经此程序，不管结果如何，体现公平、公正之道，众无异说，颇得《诗经》所谓“周爰咨诹”之真意。

可见，西方会议过程其实就是其民主精神的集中体现。经过民主程序的结果不一定最好，但却有较强的公信度。

相形而言，如晚清那样的中式会议因为“议”的程度少，而使“决”的效率有所提高，其结果也可能不错，但缺乏程序公开之关键环节，所以公信度就会受到影响。包括与会者在内，难免有所私议。晚清时就有人注意到中国人不是没有“议”，只是在会上无“议”或少“议”而已，背后或会下的议论要比西人多得多，这或许也是晚清中国会议制度的外部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