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定居后,几乎割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不仅拒听电话,避见客人,而且很少给人写信,即使是好朋友也不例外。然而,1974年5至6月间,张爱玲忽然打破常规,一连三次致函当时也住洛杉矶的华人学者庄信正先生,内中反复谈到的竟是同一件事——她准备研究中国现代女作家丁玲。
张爱玲为钱研究丁玲
在很多时候,书信是有生命的,它常常携带着写信人的心境与修养。张爱玲写给庄、夏二人的信件,正可作如是观。透过信件,我们至少可以捕捉到来自张爱玲的两种信息:一、在听到香港中文大学有可能邀请自己研究丁玲时,张爱玲的心情是喜悦的,甚至有些兴奋,她愿意承担这个项目,并不避烦难,立即开始搜集相关材料。二、对于丁玲的作品和创作情况,张爱玲是熟悉和了解的,且有进一步熟悉和了解的愿望。这说明对于左翼文学,漂泊海外的张爱玲虽然不无偏见,甚至还流露过 “根本中国新文艺我喜欢的少得几乎没有”的态度,但实际上并不是一概排斥与盲目否定。
对于研究丁玲,张爱玲何以表现出如此积极的态度?关于这点,从网络文学了解到,张爱玲在致函夏志清时留下过说明:“我做这一类研究当然是为了钱,大概不少。”这固然是实话实说,当时的张爱玲确实只靠有限的版税和稿酬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不过,这里需要继续探究的是,赚钱是否就是张爱玲愿意研究丁玲的唯一动力?而在我看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为翻检张爱玲留下的相关著作,分明还有两种因素可以充当她希望走近丁玲的推手:一、在1963年6月30 日写给夏志清的信里,张爱玲很随意地谈到:“我也觉得丁玲的一生比她的作品有兴趣。”这就是说,张爱玲对丁玲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人而生。而这种对另 一位现代女作家人生经历的关注,是很可能包含了关注者曲折的、无意识的人生自视的。换句话说,是一种试图从他人命运中提取点什么的冲动,支持着张爱玲情愿 与丁玲对话。二、当张爱玲还是一名高二学生时,就在校刊《国光》上发表过关于丁玲的《书籍介绍》。该文写道:
“丁玲是最惹人爱好的女作家。她所作的《母亲》和《丁玲自选集》都能给人顶深的印象,这一本《在黑暗中》是她早期作品的代表作,包括四个短篇,第一篇 《梦珂》是自传式的平铺直叙的小说,文笔散漫枯涩,中心思想很模糊,是没有成熟的作品。文学名著《莎菲的日记》就进步多了——细腻的心理描写,强烈的个性,颓废美丽的生活,都写得极好。女主角莎菲那矛盾的浪漫的个性,可以代表五四运动时代一般感到新旧思想冲突的苦闷的女性们。作者的特殊的简练有力的风格,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出它的养成。”
对于丁玲的作品,这段文字没有做一味的赞扬,而是用发展变化的眼光,分析并肯定了其艺术的进步与风格的成熟。正因为如此,它称得上是论者朴素真切的第一印象。而这样的第一印象凭借先入为主的优势,足以成为张爱玲对丁玲作品的稳定性评价。这里有一桩事实令人回味:成名之后的张爱玲坦言:“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我看苏青》)。这当中不提丁玲的名字,应该不是一种偶然吧。
丁玲研究终搁浅
张爱玲跃跃欲试的丁玲研究,因香港中文大学未能立项而搁浅。对此,夏志清由衷庆幸:“爱玲未做吃力而不讨好的丁玲研究,真为她高兴。”“张、丁二人的才华、成就实有天壤之别,以爱玲这样的大天才去花时间研究丁玲,实在是说不通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按语部分)与之相反,我倒有些遗憾。试想,如果当年张爱玲完成了丁玲研究,我们今天不仅可以多一种理解和看待丁玲的视线,而且还能够透过这种视线,更深入地认识张爱玲。而现在我们只能来梳理这两位女作家的无缘之“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