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李鸿章因事用人不如曾国藩

甲午年中日交战，李鸿章曾在穷蹇困顿之际致书刘铭传说：“前日征书，正当事机紧迫之时，以三十余年患难与同，不深揣度，辄欲牵挽，亦自知不情也。现前敌各军相继并进，苦于有将无帅。兄年逾七十，愧不能为药师渡海之行。朝廷以台麾不出，特召毅斋中丞，闻所患于执事相同，未知能强起否。默数海内人物，勋望相埒者，亦更无第三人。回忆甲申法、越之争，宿将起自田间，南北相望，俯仰十年，顿有文武欲尽之感，可为太息。”

据中国文学网相关报道了解到，李鸿章引为“三十余年患难与同”的刘铭传是淮军大将；而被他称作“毅斋中丞”的刘锦棠则是湘军大将。刘铭传在中法战争期间据守台湾力战法军，并于台湾建省之后成为第一任巡抚；刘锦棠在相近的时间里领兵纵横西陲，规复新疆，并于新疆建省之后成为第一任巡抚。他们处地动山摇之日皆身作柱石，为国家当一面之重任，但时至甲午，他们又都为伤病所苦，久已开缺回籍而长在困卧之中。

计度时日，在李鸿章作信以“强起”为期盼的同一天里，刘锦棠刚刚病故，次年刘铭传因“旧病固结”继之死。随后是人才凋零之下，举目四顾而俱见一代不如一代。后人论甲午战争，大半于此一节不太用心去想。其实这种“可为太息”里自有不能不想的东西。

李鸿章以十年前的“宿将起自田间”对比此日之“文武欲尽”，其概乎言之虽由战事引发，但就这一段议论的归结所在而言，显然是着眼于从整体上指述两个时段中出而应时的人物前后迥然不同。人物出自风趋，风趋熏染人物，因此倒溯因果，则这种人物之不同所显示的，应是十年之间人物之生成的前后不同。

咸丰末期，曾国藩在一封信里对胡林翼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当日他身在兵火连天之间而直面内忧外患交相扼逼，“万难挽回”说的正是远望来日而无可期待，但无可期待之中犹不能不勉力以赴的，则是为后来作育人才和存养人才。其意中比之为“种 子”，便是视之为无可期待之日里的一点希望。

所以，曾国藩久绾军务而转战东南，一路都在用心召唤、省察和汇聚地处下层的士林人物，并因之而成其幕府和周围的济济多士。《清史稿》后来说他“俸入悉以养士”，薛福成则说他“养士”同时又是在教士：“其取之也，如大匠之门，自文梓楩楠以至竹头木屑之属无不储。其成之也，始之以规矩绳墨，继之以斧斤锥凿，终之以磋磨文饰。其用之也，则楹栋榱棁，畏阒扂楔，人人各如其意而去，斯所以能回乾坤而变风气也”。由“取之”而“成之”，由“成之”而“用之”，既言其收 揽之广，又言其功夫之深，而要义都在提撕和化育。

曾国藩久作达官，属吏众多，但这种提撕和化育则说明，他给人以深刻印象并使人不能忘怀的地方，其实还在于“持以所学，陶铸群伦”的导师意识和导师气象。而后是上司下属之间，往往兼有师生之义。就朝廷的功令而言，“陶铸群伦”应当不在官员的职守范围之内。然而，儒学以三代的君师合一为理想而久作引申演绎，则权位之所在即范式之所在，从而权位之所在即师法之所在便成为理之应该有，并因此而成为责之应该有。“陶铸”的含义，实本乎此。

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人物里，曾国藩对儒学中的这一面更多感悟，也更多自觉，因此，别人但重用人之日，他同时又尤重教人。用人为的是当下，教人为的是后来，当下与后来之间的这种贯连，正说明人才的脱颖而出不单靠选，更要靠养。而以远瞻后来为心中之寄托，则注目于人才，其用意又在造人才以造风气：“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者，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风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 才，谓之不诬，可乎？”人才是个体地存在的，但他所着眼的显然并不是人才的个体，而是风俗因人而变和人因风俗而变里的世运消长。

因此，“持己所学”和“己之所向”的影响所及，不仅有容闳在安庆直观而见的曾国藩周围的人物之多和人物之盛，而且有时人笔下统括而论之的“曾公以忠孝文武为邦人倡”，遂致一路远播，“后进之士，争以学行经济相砥镞”的风会起于士林。两者在乱世中形成，而构成了后来被称作“同治中兴”的那个时代的底色。其余波不息，又为光绪朝的前期留下了由这个过程作育出来的“宿将起自田间，南北相望”。

与曾国藩相比，继起的李鸿章、张之洞都属“君子之在势者”，并且都曾宏开幕府以汇聚人物而引人注目。但李鸿章因事用人，因此事比人贵；张之洞以门第、科甲、名士取人，因此名比人重。两者都缺乏“持己所学，陶铸群伦”的意愿和心力。而由此以类相召，虽门下各成一群，但事比人贵和名比人重之下，人对人的提撕化育都已非常稀薄。而后是养士意识和教士意识渐去渐远里的风会再变和人物再变，遂使中法战争后十年，国有大事而“文武欲尽”。李鸿章身当其间，于四面局促中以天下无可用之才为叹息。但究其底里，他的困境和叹息所反照的，仍然是曾国藩当年所说的，“自尸于高明之地者，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风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

梁启超后来作另类文学《新民说》，讲的都是新道理。但其意中之仰慕却在曾国藩“能率厉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的“有所孚于人且善导人”。并由此推论而深信“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他所说的“有所孚于人且善导人”，本义正是“以己学陶铸群伦”的养士和教士。而在曾国藩死后三十多年，梁启超犹引此以作深思切论，则又说明曾由曾国藩阐说而力行的那些道理里，自有着不会被时间磨灭的内容。秦汉之前，中国的士人里出过苏秦、张仪，也出过孔子、孟子。而以两千多年的历史为实证，就人才之导引而言，显然是孔子、孟子一路更可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