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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络文学可知：近日，原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因病去世，享年79岁。广东梅县人，1935年生，先后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副台长、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台长、广电部副部长等职，是中国电视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卓越的改革家。
杨伟光一手推动央视电视新闻改革，央视的新闻舆论监督节目《焦点时刻》、《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在他直接推动下开播，中国电视新闻从此有了深度和厚度； 他还打破了僵化的体制，进行大胆的人事变革，人事权下放，设立了台聘、部聘、节目和栏目临时聘用制度，白岩松、水均益、崔永元、王志等外单位等人得以“非正式”入职；杨伟光还开创了央视广告时代：从1991年不足2.7亿到1997年的45亿；他花8亿人民币购买大量直播的电视器材，采访设备、制作设备、卫星接收传播设备、大型转播车，推动了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国庆直播、三峡截流等大型电视直播；还拍板推动拍摄了另类文学系列大型电视剧和政治文献片： 《我爱我家》、《三国演义》、《毛泽东》、《邓小平》……
杨伟光至今是央视员工最想念的领导，很多与他有过交集央视人记得他的许多话：“电视新闻稿不要太长，领导讲话可以删”，“把中央电视台建成国际一流大台”，“新媒体的影响力将在2015至2020年期间超过电视”，
杨伟光从央视退休后，央视的新闻改革从此告终，改革停滞，节目缺乏创新，人才流失，今天的央视，最耀眼的还是杨伟光时代的主持人，除了白岩松、敬一丹、水均益仍在坚守外，崔永元、方宏进、王志、柴静等大批电视人也离开了央视，央视再也没有有影响的主持人和节目出现。
白岩松：我和杨台一样，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了中央电视台，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第一次见到杨台，《东方时空》刚百期，杨台和几位台领导出席这个活动，临时增加了一个“台长奖”，让秘书回到办公室拿了一台小电视作为奖品，给了节目组一个大姐。
1997年的三峡大江截流，我们在船上作直播。当时中央台刚刚开始做重大事件新闻直播。我是主持人，压力很大。那天早上，我们在船上和杨台一起吃早饭。当时离直播开始还有一个小时，我就问了杨台：“您有什么吩咐没有？”结果杨台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放轻松，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知道在那样一个大事件中，我多少会有点紧张，但他不施加压力，而是排遣压力，作为台长能给我这种心理按摩，我觉得非常不容易。我和杨台唯一的一次合影好像就是这次，我们在船上以大江截流为背景，穿着工作服合了一个影。
我们这批主持人能够出台，首先感谢时间把我们选出来，但最后的定夺权还是在杨台手上，我们这批人能够迅速成长起来，背后有杨台的支持，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有一次在上海的活动上，我曾经当面对他说：“我们这一批主持人非常感谢你，没有你带来电视和节目改革的话，是不会有我们这批主持人的诞生的。”
崔永元：杨台对节目创新是十分支持。那时候我们都还是年轻的工作人员，年轻人有热情，所以这种创新的氛围对我们是种启发和激励。那时台里不管是政策上、资金上、人事上，都有很大支持。那时只要被认为是人才的人，进入台里是比较容易的。
杨台在任时我觉得他挺严肃，不苟言笑，老是一本正经。后来他不当台长，到了视协，我们有了更多的面对面接触的机会，我又觉得杨台是个很和善的人，也没有什么架子。可能在岗位上他需要做决策，而在生活中他是个特别好接近的人，是可以做朋友的人。
水均益：我对杨伟光当台长的那个时期非常怀念，那个时候给我们展现提供的平台，和那样一个短暂新闻开放，让我们一度心花怒放，热血沸腾。那时候确实是这样，大家做新闻都是摩拳擦掌，往前冲，要拿最好的新闻回来。在中央电视台的平台上做新闻，是当时所有新闻人的梦想，我们对那个平台寄予了很大的期待，很高的热情。
后来，杨台离开了，央视新闻改革就没有了，某一个阶段突然被戛然而止的感觉。但整个事情具体是怎么发生的，中间出现了一些反复，甚至不尽如人意，我也很难理解。我是从这个角度理解，首先中央电视台是一个国家事业单位，尽管它是新闻单位、电视机构，它根子上是国家某一级单位，不能说它是简单的国企，它是国有事业型单位，带有所有我们中国体制内的所有单位这样那样的轨迹和色彩，人事、机构，包括官僚，这不是中央电视台特有的，你也不能说拿一块板砖直接拍砖，中央 电视台混蛋，你怎么怎么不改革，《人民日报》难道不是吗？新华社难道不是吗？
这里面就难逃有些规律，有些东西，比如人事，所谓我们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可能上了一个新的领导，这个领导带有新的想法，带来他独有管理的一套办法，组建一套内阁组织体系，带来某种想法某种做法的不同，和某种对待问题，对待新闻不同的看法。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二十年里面，这种事不是发生一次。
我们身在其中，有的时候很无奈，有的时候也期待，比如新来一个台长说，要新闻立台，很多人热情似乎又被点燃了一下，然后烧起来了，似乎觉得又有点新的奔头了，又有新的希望了。当然每个人都希望我们有更大的空间做新闻，有更大的自由做新闻，我们有更大的能够实现新闻理想的平台。但有的时候事与愿违，中国的事情做起来难办，而且我们所面对的人事比事务要难处理的多，要复杂的多，要难以化解的多，也就带来这个问题。
实际上，这二十年过程中，我和很多其他同行者，我们很多时候，总是回到过去，纠缠于当时新闻改革的短暂瞬间，迷恋杨台那样短暂的时期，依依不舍于当时做新闻的空间。我相信小白也差不多，当我们如今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挫折，遇到什么打击的时候，我们会很本能的去回顾那个短暂时期的灿烂，在那样一种繁荣当中寻找一种慰藉，甚至于寻找一种精神的支援，来给我们动力，来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觉得没事，还会有那样的时期的，只要你坚持下去，就会有新闻改革时期来临。
倪萍：杨台很爱护自己的主持人，我34岁破格提拔为高级职称的时候，有人反对说，这个对倪萍的提拔太快了。但杨台长说，倪萍担当的是和赵忠祥一样的工作，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已经承担起这个工作，也是没有人能取代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名额给她？我听了这话之后很感动，可我从来没有当着杨台的面说过一声感谢，也从来没有机会表达我的感谢。
我拿了电视文艺所有的奖项，最多的拿到三届，金话筒拿了三届以后，又给我一个终身成就奖，那年我才40多岁；星光奖一个人得一届都不得了，我连着得两届：十年前得一届，十年之后又给了我。
所有的奖都拿了不是意味着我好，就是因为没有人，就我自己，没有PK，没有竞争对手，我进台的时候台里才30个主持人，现在都400个主持人了。当时翻来覆去，就我们那几个，所以这个奖不代表荣誉。现在的主持人要出来，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困难得多了。
到现在我也没有觉得自己了不起，就是觉得赶上机会了，赶上了那样一个电视改革的时代。
赵忠祥：“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把地球撬起来”。杨伟光给了我一个“支点”。
1985年初，我刚离开新闻播音岗位，向专题主持发展，一无栏目，二无团队，处在”漂泊”状态。一次偶遇杨伟光，他问我“忙什么呢”?我就大致把一些想法说了，我说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但没有播出的平台，再怎么努力也是一筹莫展。
当时他是副台长，平时不显山不露水，比较低调，连他分管什么，我都不知道。但他微笑着说了一段话：“好，你放手做吧，只要选题好，拍得好，我看过以后，一定能播出”。
我把电视镜头瞄向在基层努力工作的最普通的人，完成了《12小时即时采访》、《看北京》、《谈宝钢》、《逛灯会》、《撞击与反射》等专题新闻类节目，其中《12小时即时采访》获全国电视专题新闻一等奖。
这些节目能成功的要素就是有杨伟光的支持。杨伟光的支持使我顿感豪情万丈。当时送节目带给他审看，他不多言多语，只提出些微改动，就安排播出了。对杨伟光来说，这是些陈年小事，不可能也没必要—记住。但对我来说，做那些节目决非可有可无，那是我从播音员向主持人过渡的一个很关键的时机，那段经历使我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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