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汉语的非洲人 不好找工作

“谁说我们国家有户籍制度？”

40岁的莫里斯瞪大了眼睛，像是蒙受了莫大的冤屈。

尽管拿着中国的博士学位，多年在中国驻贝宁大使馆的文化中心做公关兼翻译，莫里斯还是无奈地承认：中国和贝宁的相互了解太少了。

为了洗清“冤屈”，莫里斯详细地解释了西非小国贝宁的人口管理制度：贝宁不会限制任何人的迁徙与居住自由，只是要求他们一旦搬家，要到居住地的政府部门开一张标明现住址和身份的证明，配合身份证一起使用。

“这个居住证明很容易开。怎么可能有户籍制度呢？我们离中国太远了，有什么谣言都很难被发现。从前还有人说我们吃人肉呢。”

“要在我们贝宁，我就不谦虚了”

“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在70%以上，而城镇化程度只有53%。这是由于特殊的原因——土地制度基础上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导致中国的城市里没有技术经验丰富的老农民工，我们称之为‘农民工早退’……”

2014年9月4日，在北京的课堂上，经济学家樊纲对户籍制度和中国国民经济的关系做了细致的解释，莫里斯听得很认真。

25个国家的三十几位青年汉学家来中国，参加由文化部和中国社科院联合主办的“2014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中方邀请了经济、历史、中文和传播方面的多位学者来给他们讲课。莫里斯一概没有提问。

这是他理解的中国文化美德之一——“谦虚”，“别把你的水平摆出来”。

“人家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化五十年，讲完了我们鼓掌，他鞠躬说，让我们批判指教。你还说什么？这要是在我们贝宁，我就不谦虚了。如果我比老师懂，就会告诉他：这一块内容我比较懂。”

据网络文学相关资料可知，1996年，贝宁国立大学第一次有了汉语课，由北京语言大学派来的一位老师授课，作为供学生选修的第二外语。英语系学生莫里斯怀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并成为班里最勤奋的学生。

毕业后，他得到中国的奖学金，来华留学八年。他以“中国利益与对西非的援助”为论文题目，拿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学位才回国，结婚成家。八年间莫里斯在中国出了不少风头，用汉语当主持人、表演节目、接受采访，甚至还拜了相声演员丁广泉为师。

历史学者葛剑雄在讲座另类文学《中国的形成及其疆域变迁》中坦言：“从孔子开始，中国一直以来的历史教育，都是为了政治需求，可以随便解释历史。比如孔子说，周天子‘狩’，其实是逃命；到庚子年慈禧太后逃到西安，也叫‘狩’……现在有些学者，用两套标准看别人和自己，我是很反对的。”莫里斯坐在下面听着， 露出微笑。

“你们的古代历史经常会把汉族说成先进的、文明的，说少数民族是野蛮落后的。”他说，“我们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还没有一个民族强大到能统一全国，就被法国人给统一了。”

贝宁原是法国殖民地，于1960年“非洲独立年”独立。莫里斯很羡慕一同参加研修的非洲老乡——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汉学家阿卜杜拉赫蔓：“我们国家的‘普通话’是法语，两个来自不同部族的人要想沟通，就只能说法语。这有点损害自尊心。你看埃塞俄比亚人，他们没有被殖民，现在就有自己的民族语言。”

“邓小平说得对”

作为研修班里仅有的两名非洲人，莫里斯和阿卜杜拉赫蔓迅速成了好朋友，上课总是坐一起，在一群研究儒学的德国人、研究李白的意大利人和研究孙子兵法的瑞典人中间很显眼。他们的共同点还不止是肤色。

此次研修计划的情况表上，在“研究领域与课题”一栏，莫里斯填的是“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国梦’，当代中国政策、价值取向、社会管理与发展模式，‘软实力’影响力研究等”。

阿卜杜拉赫蔓同样填了“中国梦”。全文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对中埃关系的影响，中埃关系的历史，‘中国梦’概念及其对现今中埃关系的影响等”。

听上去吓人的计划，实情却令人莞尔。其实，他的计划是在埃塞俄比亚发动一场“文化革命”，改变一些传统文化的弊端。这场“革命”，与中国的“文革”仅仅是名字相似。

他所指的“文化弊端”，比如埃塞俄比亚的节日太多。有众多的宗教性节日，季节性节日，革命纪念日，执政纪念日，战争大捷纪念日，还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9月11日新年。每一个节日都要放假若干天。按照非洲人的习惯，民间还要大摆筵席，遍请亲朋……

“很多人几天就把一个月的薪水花完了。以后怎么办？肯定有办法的，借债呗。”阿卜杜拉赫蔓对此深恶痛绝。“我要改变埃塞的文化，让节日减少一些。不然，国家怎么发展呢？另外，埃塞人普遍有一点懒，工作效率低，这也要向中国人多学习……”

2003年来中国攻读法律专业研究生时，阿卜杜拉赫蔓还是一名检察官。这是埃塞俄比亚的传统。至今，每年派到中国的四十余名留学生大多是国家官员，学习的也是与他们的工作相关的专业。埃塞俄比亚的现任总统就曾经留学于北大。向美国和欧洲派去的留学生则是普通的学生。

为什么专门向中国学习？阿卜杜拉赫蔓解释：中埃两国都是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都是发展中的大国，埃塞俄比亚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现在我们还是土地国有制。所以，向中国学习很有必要。”

现在阿卜杜拉赫蔓是一名律师，曾经为埃塞俄比亚政府引进中国投资建设的“东方工业园”提供法律服务。这是他极为赞同的方式。“邓小平说得对。先发展，再说别的。欧洲人总是说民主、人权，可是这些东西不会自动变成面包。中国的这个方法非常好，先划出几个地方建立工业区，让国外的投资进来，再扩展到整个国家。我们关着门是搞不好的。”

阿卜杜拉赫蔓说，研究中国的目的，是学习中国快速发展的奥秘，为埃塞俄比亚提供参考。尽管已经离开政府，但他想在报纸上写文章。

晚上，阿卜杜拉赫蔓结束与中国朋友的聚会回到酒店，带回来一本书：《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那是他从网上看到，向朋友点名索要的。

学汉语的非洲人，不好找工作

9月的这个班已经是“2014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的第二期。

半个月时间里，除了听学者讲中国的文化、历史、经济等等，青年汉学家们还将分赴中国社科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单位，与对口领域的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开展专业研讨和交流实践。

三十余名青年汉学家中，有一个很突出的规律：来自发达国家的汉学家偏爱中国传统文化，而“第三世界”的汉学家们的研究课题普遍偏现实。

“这很容易解释。”莫里斯说，“日本、韩国，他们跟中国有几千年的交往，很早就了解中国。非洲呢？只有郑和去过，而他也没有扎下根。我们了解中国，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如果我去给贝宁人讲中国的古诗，大部分等于是对牛弹琴。”

此次参与研修的日本汉学家，帝京大学讲师柿沼阳平说，他研究的秦汉经济史在一般中国人看来很冷僻，但秦汉时代与日本的国家起源有关，“日本人还是感兴趣的”。

“我们也发现了这个特点。”组织本次研修计划的一名文化部官员说，现在，“汉学”的概念，已经超出了儒学、李白、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文化范畴；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做与中国有关的现实工作的人，同样被划入“汉学家”范畴，属于本次研修邀请的对象。

“汉学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发生着历史性演变……汉学研究既有助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帮助外国人认识中国，同时也有益于中国人深化对自我的认识。”这位官员在给媒体发来的电子邮件中总结。

“像德国那样的发达国家，普遍都有研究汉学的传统，我们没有。如果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国家的老师也不懂。”1983年出生的波兰汉学家沈兰，在表格里的 “研究领域与课题”也填了“中国梦”、“中国梦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她有个同学在华沙大学中文系读博士，研究中国的京剧，根本没有一个专家能指导这种研究领域。

在华沙，沈兰的工作是一名汉语翻译，经常为波兰的政府和商业公司的对华事务服务，有成功也有失败。一次，中国一家大型国企参加波兰一条高速公路的修建招标，顺利中标。在签订了合同之后，这家企业却想要提高工程造价，结果合作失败。

“我认为，是他们在波兰的代理方没有详细地给他们解释波兰的法律。”沈兰回忆，波兰的相关法规规定，签订合同后，施工价格也允许酌情有一定幅度的上浮，但必须在一定范围内。

“现在因为乌克兰危机，我们波兰的苹果和猪肉卖不到俄罗斯去了，欧盟的补贴又不够。农业部长说可以卖给中国，可我知道，根本没有这样的协定。如果我们平时跟中国的农业交流就很多……”

“我们愿意为国家所用，可是……”莫里斯苦笑，“我在中国比在贝宁有名。

在他看来，虽然中国是贝宁发展友好关系的“重中之重”，但政府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投入，还远远不够。“政府没有很重视我们。我现在的生活也不能说特别理想……总体来说，我无怨无悔。”

莫里斯担任着贝宁“留华学生协会”的秘书长。贝宁有史以来留过华的二百多人当中，总共105人登记参加了协会。组织一个“贝宁汉学家协会”，是他下一步的想法。

“莫里斯学汉语的时候就非常用功。因为这个，我才推荐他来中国留学，拿奖学金。”75岁的北京语言大学退休副教授吴振邦，是当年教莫里斯的汉语老师。他一生教过几十个国家的学生，莫里斯是他最得意的学生之一。

在贝宁任教六年的吴振邦也否定了“贝宁有户籍制度”的说法。不过他说：莫里斯尽管勤奋、上进，还有博士学位，但能在中国文化中心找到一份公关兼翻译的工作，仍然是幸运的。

贝宁人口少，工作机会难找。中国这些年来在非洲进行语言文化推广的力度，已经超前于一些国家的发展现实，学汉语的非洲人，工作不好找。原本这个岗位上的贝宁翻译患癌症去世，这才轮到莫里斯。“所以从个人发展事业的角度来讲，这些汉学家也得扩大中国在他们国家的影响。”

半个月的研修结束后，青年汉学家们将分头回国，除了沈兰。好不容易来一次中国，她要去河北邯郸，看望公婆。

在为那次失败的高速公路竞标工作时，沈兰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一个比她小四岁，同样担任翻译的中国小伙子。现在，他们的宝宝已经几个月大。那次竞标促成了好几对中波联姻，他们是其中之一。

希望儿子能在北京生活的公婆不无怨言，但沈兰已经想好，将来会和丈夫、孩子留在华沙。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将来孩子没法上学。“这个（户籍）制度，当然是早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