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文学翻译研讨会：文学翻译像吃苦瓜

“好的文学翻译家就是一位快乐的架桥人，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相互理解。而‘架桥’的过程一言难尽。我特别喜欢吃甜的食品，但知道苦瓜是一个好东西，多少要吃一 点。文学翻译就像吃苦瓜，吃起来很苦，但苦中有乐。”巴黎中文《欧洲日报》编辑董纯这般描述自己对文学翻译工作的感受。

日前，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16个国家的30位翻译家与中国作家展开对话，围绕“如何有效地解读中国故事”主题发表各自意见。

作者与译者之间，是兄弟也是对手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认为，作者和译者之间的关系奇妙而美好，“就好像你找到了失散已久的孪生兄弟或姐妹，他或她过着另一种生活，说着另一种语言。但渐渐地，我们发现，原来我们是这样亲和近，我们听到了生命深处的共鸣，这是写作和翻译带来的欢悦”。

据意大利鸵鸟出版社中国当代文学顾问米塔介绍，在意大利语中，“翻译”意为“搬运”，即把一个东西从甲地搬到乙地，“所以，按意大利文的意思，翻译家的工作是在甲与乙之间建起一座桥，运送甲的意义到乙，用乙的符号理解甲的意义”。

来自意大利的傅雪莲举例说，余华的另类文学《兄弟》中有这样的句子：“我们刘镇的男女老少乐开了怀笑开了颜。”对于中文读者而言，“我们”指向的是自己，但如果翻译成意大利语，“我们”指向谁？这位米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教学处负责人认为，到了意大利，这里的“我们”，不是“你们”，就是“他们”。

“作为译者，使命和宿命或许就是尽量缩短‘我们’和‘你们/他们’之间的距离。”傅雪莲说。

两者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在作家莫言看来，作者与译者之间是对手，是敌人。

他说，作家可以为大众写作，也可以为自己写作，但唯独不能为翻译家写作。不要总是替翻译家考虑，从而丧失了自己的个性与原创性，“作家就应该发扬自己的语言风格，给翻译家制造难题，同时也要相信翻译家的才华与智慧，相信他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填补“空白”，老相识总比新人强

乌克兰国立基辅舍甫琴科大学语文学院汉语系副教授娜佳翻译过铁凝的《棉花垛》，发现前两页就有12个手字旁的单音节动词：摘、拾、掐、打、捆、托、把、扭、 挟、摆、撺、掇等。她认为，作者这是在强调“用手劳动”的状态，与操作机器劳动不一样，不将人那么“物化”。但翻译成别的语言，难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瑞典德隆大学中文博士陈安娜借用德国文学家伊瑟尔的“空白”概念表达自己的看法。她说，莫言的创作，对中国传统文学名著经典《水浒传》《聊斋志异》有所借鉴。但一般外国读者看不到这些，这就是他们的“空白”。当然，外国读者有自己的“保留剧目”，会用自己的文化和文学的“常规”去填补这些“空白”，但结果 可能出现严重的误读。

“译者应该更努力地帮助读者发现与填补文本的‘空白’。”陈安娜说。

就中国文学而言，这样的“空白”往往只可意会。铁凝记得，作家孙犁在《荷花淀》中，写水生的妻子听到丈夫第二天就要上前线，“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

这个细微的动作，把年轻妻子对丈夫的眷恋描绘得生动传神，也凸显了战争的残酷和对人性的摧残。同时，铁凝认为，每一个有传统中国乡村生活记忆的人，都能由这个动作想起自己的母亲、妻子、姐妹。因为在旧时，女性在做针线活时被针扎破了手，都会有这样一个动作，会让人想到家，想到和平、宁静的生活。

“我大胆地猜测，尽管一个国外读者能够从中感受到疼痛、柔软和深情，但他也许很难充分领会这个细节所携带的生活重量和中国神韵”，铁凝说。

如何填补这样的“空白”？作家贾平凹认为，要想解读好中国故事，既要了解中国文化，又要了解中国社会。因此，解读中国故事，作家和翻译家不仅要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社会，而且更要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在技术上，脚注被认为是填补“空白”的一个好办法。但法国翻译家林雅翎投了“否决票”。她认为：“读者想看的是一部小说，他们不想看一篇博士论文。”

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教授莉娅娜对此深表认同。她说，一个人看文学作品，是一个享受阅读的过程，大量的脚注会造成干扰。而且，人类在听到或看到一则信息时，为了能正确理解，往往借助于已经学习过的知识、以往的经验和类似的概念，“墨西哥有句俗语，叫‘老相识总比新人强’，翻译家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饭塚容的经验是撰写“解说”和“后记”，为读者介绍作者的经历和作品的背景，进一步提升读者对作品的理解程度。

他举例说，自己在翻译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时，在“后记”中补充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和美国的卖血情况，“现在的年轻读者对这些‘历史’几乎一无所 知。我想让他们了解，靠卖血抚养子女、维持生计不是现代中国特有的，这种现象无论在美国还是日本都曾经很普遍。只有了解了这样的大背景，许三观的故事才更 能引起日本读者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