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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晚，北大教授汤一介逝世，享年87岁。
去世几月前，汤一介刚被习近平接见。他的去世，立即引发大规模关注，近年只有季羡林的去世堪比。
在许多悼念新闻中，汤一介被称作“国学泰斗”、“国学大师”。有少数人嘟哝说，汤一介“文革”中是梁效班子的一员，白璧有瑕，而且，他除了跟习近平合影外，还跟李一合影，立身不慎。但更多人则同意汤一介是“21世纪中国最后的国学大师”，并将眼泪与鲜花献给斯人。
汤一介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大师。接受采访时他曾说：“我不是大师，现在没有大师。原因是我们没有提出一套理论，让世界上都承认，还没有出过一本类似《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已影响西方世界上百年的著作。”
不过，中国文学网称汤一介是“国学泰斗”，并不夸大，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国学热中，他确实起到了极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我对“国学”一词，却不太以为然。我认为这个词 所指模糊，含义暧昧，在知识学层面难以成立。若硬要搞一门“国学”，那么应限定于考订学、文字学、校勘学、训诂学的范畴。
细考之，“国学”一词的出现，乃是在晚清。
近人王淄尘在《国学讲话》中说：“庚子义和团一役以后，西洋势力益膨胀于中国，士人之研究西学者亦日益多，翻译西书者亦日益多，而哲学、伦理、政治诸说，皆 异于旧有之学术。于是概称此种书籍日‘新学’，而称固有之学术曰‘旧学’矣。另一方面，不屑以旧学之名称我固有之学术，于是有发行杂志，名之曰《国粹学 报》，以与西来之学术相抗。‘国粹’之名随之而起。继则有识之士，以为中国固有之学术，未必尽为精粹也，于是将‘保存国粹’之称，改为‘整理国故’，研究 此项学术者称为‘国故学’”。而“国故学”，又渐渐演化成“国学”。
王氏所言甚确，“国学”一词，乃是中国在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的产物，它饱含着对西学东渐的焦虑，甚至可说是对西学的一种反动。1890年代的中西学战， “中学”一词出现，到1905年的“国粹与欧化之争”，“中学”被“国粹”取代，而到民初的“中西文化竞争”论战，国粹又被“国故”、“国学”取代。
“国学”一词自诞生以来，就饱遭质疑。吊诡如钱穆，在自己的《国学概论》牟言中，却怀疑“国学”是否成立，他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 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钱穆所言非虚，中国传统学术分科中并无“国学”一名，而它的范围究竟包 括哪些，也难以判别。因此，它是否成立，颇有问题。
1929 年，何炳松发表《论所谓的“国学”》，向“国学”猛烈开火：“何以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德国学、法国学、美国学、英国学和日本学？而我们中国独有所谓‘国 学’？……我觉得近来国人对于‘国学’一个名词，或者误会他的意思，或者利用他的名义，来做许多腐化的事情。我以为如此下去，不但我国学术有永远陆沉无法 整理的危险，而且由‘国学’两个字生出的流弊层出不穷，将来一定要使得我国的文化永在混乱无望故步自封的境界里面。”
何氏又说：“我国近来‘国’字的风靡一时，好像中国无论什么一种丑东西，只要加上一个国字，就立刻一登龙门，声价十倍的样子。五更天、十八扯的调子，现在不 叫小调而叫做‘国乐’了。卖狗皮膏药的勾当，现在不叫走江湖而叫做‘国医’了，甚至前一个月上海四马路上的馄饨铺，亦要叫做‘国菜馆’了。这样类推下去， 那末，小脚、辫子、鸦片等等东西，亦都可以叫做‘国脚’、‘国辫’或者‘国烟’了。这不但弄得‘斯文扫地’，而且‘国’字竟变成妖魔鬼怪的护身符了。这不 是‘国学’两个字所引出来的流弊么？”
何炳松的言论，大胆痛快，颇惹争议。傅斯年的议论更加平和。他同样不以“国学”为然，指为“不祥”之词，因为“某某学”一般是研究死亡了的民族或国家的，现 在中国及中华民族仍然健在，却自称“国学”研究，不免晦气。傅斯年还说：“要想做科学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这学问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不过 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换言之，研究中国的历史，就是历史研究的学问，研究中国的文学，就是文学研究的学问，研究中国哲学的学问，就是哲学研究的学问， 何必弄个“国学”的名号来将它们笼而统之，画地为牢？
许地山也强力质疑“国学”之价值：“一个民族的文化的高低是看那民族能产生多少有用的知识与人物，而不是历史的久远与经典的充斥”。他甚至尖锐抨击说：“自古以来我们就没有真学术”。
经过激烈争辩，在1930年代之后，“国学”渐渐出局。正如罗志田指出的，随着“国粹学派的基本退出整理国故倡导者的态度转变……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这一演化进程竟然以不承认国学是“学”为结果”，“‘国学’一名终于不立，不得不在反对声中逐渐淡出思想和学术的主流”。
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学”更从边缘走向湮灭。桑兵指出，“自从1950年代初院系调整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合并之后，已经渐趋消沉的‘国学’概念及相应的实体机构（包括院系、刊物、团体等），即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在毛泽东时代，学术文化以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经典，以马恩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决裂”为指导，即所谓“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 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哲学研究强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历史研究提出 “以论代史”、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原则，文学创作与研究则坚持党性原则。在这种情形下，“国学”没有死灰复燃的任何机会。
1980 年代，文化热兴起，但“国学”并未就此还魂。八十年代三大丛书，“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出版的“学术文库”与“新知文库”，以及汤 一介主持的“中国文化书院文库”。前两者均与“国学”无涉，后者属文化保守主义底色，寄情于“中国传统文化”，但尚未提出复兴“国学”的口号。
1989年后，文化热消退。知识界处于彷徨与痛苦之境。在这个特殊的政治时期，“国学”被相中并推出。这让我想起四库全书的开馆。知识分子钻入故纸堆，不但避祸，而且获利。
1991 年张岱年主编的《国学丛书》首批著作出版。在丛书序言中他说：“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20世纪初年，国内一些研治经史的学者编印《国粹学报》，其后章太 炎著《国故论衡》，又作了《国学概论》的演讲，于是国学的名称逐渐流行起来。称中国学术为国学，所谓国是本国之义，这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了。……总起 来说，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等。其中自然科学有天文、算学、地理、农学、水利、医学等，其 中最发达的是医学，这些都是国学的内容”。
“国学”之无所不包，大约自此时起。
张氏网络文学主持的丛书只是预热，1993年所谓“国学热”才真正兴起。标志之一是当年北大《国学研究》创刊。稍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央视等中央级党媒都做了关于“国学热”的专题报道。
“国学”渐成显学，但在九十年代末期又逐渐冷却。直到2005年前后，方再度兴起。
2005年被媒体称为“国学年”。这一年，中国人民大学组建了国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儒教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举办“乾元国学教室”。与此同时，“全球联合祭孔”活动由政府主办，“读经运动”掀起波澜，民间也有不少“私塾”出现。
此年，“国学”复兴的话题在各大媒体上犹如口香糖被一嚼再嚼。饶富意味的是，“国学年”的前一年，即2004年，大陆学者联合签署《甲申文化宣言》（季羡林、汤一介均在署名行列），而这年通常也被视为所谓“胡温新政”的开端。
1990 年代以来“国学”的兴旺，常发生在出现执政危机或领导人代际交替之时。这很好理解。高扬“国学”旗帜，可以为执政者提供有吸引力的文化根基，从而加强其合 法性与执政地位。而热衷“国学”的各色人等，要么谋求在庙堂内吃块冷猪肉，由“国学”而“国师”，要么在江湖上斩金夺银，大饱私囊。虽也有少数素心人跻身 “国学”大潮，但他们更像是时代的一个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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