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我为邓小平辩护 要有物质刺激

1978到1985年，是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转折时刻，个人命运和历史的转折紧密交集在一起。对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1978年和1979年。1984年8月，我就离开中国去美国了。

要有物质刺激

1978年时，我在安徽一个很小的县办农业机械工厂。当时高考刚恢复，我小学没念完，初中念了两年，不让我参加高考，后来又说可以考研究生。1978年下半年开始，我就认真准备考研究生，跟外面也没多少接触。

我当时所在的工厂对改革还挺有兴趣，就让我研究，怎么引进奖金制度。厂里还是很沸腾的，之前这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工人们很开心，当时最高的奖金是每月5块钱，很少有人能拿到，大部分就是拿到2到3块的中档奖金。

我所在的安徽贫困小县城，平均工资很低，也就40块钱上下，基本没有超过50块的，如果能多一部分奖金，是很有吸引力的，因此这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厂里的老干部则非常反对，说这样做的话，不是被资本主义收编了吗？

据网络文学相关资料了解到，报纸上讲邓小平“三起三落”，这不太正确，其实是“三落三起”。我当时在厂里属于少数派，没有太多的信息来源，只能是看报纸，也不能收听广播，万一被举报，是要倒霉的。纯粹就看官方的报纸，从一些迹象判断，奖金改革非常重要。

我非常清晰地记得，邓小平第二次出来，第三次被打倒之前，主持全国整顿的时候，他就讲过，要有一些物质刺激。当时没有讲得很清楚，这个物质刺激具体是什么， 要干嘛，怎么做。我们当时理解这个物质刺激，就包括奖金制度。1975年邓小平被打倒时，物资刺激成了他最大的罪状之一—所谓的复辟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标志 之一。

我为邓小平辩护

我被厂里推荐到合肥工业大学读工农兵学员班，刚一入学，就遇到批判邓小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针对他提议恢复高考。他还发表讲话，说工农兵学员名义上是上大学，实际上是小学水平、中学课本、大学的名义。

安徽当时的负责人是紧跟“四人帮”的。所以安徽“批邓”批得特别厉害。被推荐读工农兵学员的这批人，上个大学不容易，就想念书，却天天“批邓”不让你念，还让我们去农场劳动。我们非常愤怒，又不敢公开表达，我就带领了几个人，写大字报，为邓小平的政策辩护，当然名义上不敢提邓小平。我们就提议，好好读书，多学点专业知识，为建设“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大字报是我起草的，在合肥工业大学引起震撼，大家一看就知道，我们是拐弯抹角地反对“批邓”。

当时合肥工业大学的负责人赵秀山。“批邓”时，说邓有四员大将，万里、周荣鑫、张爱萍和胡耀邦。万里管铁道，周是教育部长，张掌管军队，胡在科学院。在四员大将中，被斗得最狠的是周荣鑫。“文革”时教育是重灾区，邓小平要在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话，周是一员干将。结果周被批死了，赵秀山是周的大将。赵的胆子比较大，在合肥工业大学，他非常抵制不重视教育、不好好念书的四人帮做法。

我们这些人，是非常支持赵秀山的。不是说这个事情没发生在北京就没有关系，这其实是一个糖葫芦，串在一起的。批判的时候就说，这是一条藤子上面的毒花，最大的根子是邓小平，中间是周荣鑫，到安徽来的就是赵秀山。

我们半夜三更把大字报贴上，第二天大家都在大字报前面辩论。当时安徽最好的大学就是合肥工业大学，中国科大才搬过来没多久，其他几所高校，像安徽大学和合肥师范学院的师生都跑过来看，当时上面非常恼火，就派了一个工作组过来查，说这是现行反革命，定性非常严重。

他们一查，能写出这样大字报的学生确实不多，因此我就被列入第一嫌疑，一方面发动批判，一方面要找到证据。后来才知道，他们已经拟定了八人名单，要实施逮捕，第一个就是我。如果按照现行反革命判处，起码要15年。为什么后来没被抓起来呢？这个要感谢万里。因为安徽在“文革”时是重灾区，万里被派到安徽来。 来了之后，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我本人对万里非常感激，他万一来晚几个月，我们就被抓起来了。

因此，我不想讲太多之后的事情，单就1978年和1979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万里来了以后，工作组撤走了，赵秀山恢复了职务，开始认真地问，大字报谁写的？后来就知道是我。

当时本来要让我留校察看，后来觉得我理论功底好，又能公开反对四人帮，准备让我留在学校当政工干部。我坚决不想当干部，还是要考大学。最终去了复旦大学读研究生。

千军万马参与摸石头的年代

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感谢邓小平？因为邓小平第三次出来，让农民有饭吃，农村的孩子有书念，能上学，能翻身。那几届高考，都是硬考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对邓小平饱含感情的原因。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最先做的另一件事，是把大量年轻人派到西方留学。据另类文学可知：所谓的对外开放，除了要介入世界物流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须介入世界的人才、观念和价值观方面的流动。

在我看来，邓小平的这种做法，是晚清以来最大规模的中国介入全球人才、观念和精神的流动。如果没有邓小平当年拍板，让如此大规模的中国年轻人去西方国家学习，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也不会有明天、后天的中国。

邓小平当年发起改革时那句“摸着石头过河”的话，朴实无华，却具有那么大的威力，关键就在于邓小平是号召全国人民，不论务农务工在城在乡有文化没文化，统统都可以去“摸石头”，于是就“摸”出一片新天地来。

因此，中国的改革事业，只有千军万马都主动参与摸索新路子，才有广阔的前景和无限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