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正说”纪晓岚 不是“毁书”劫难的责任人

纪晓岚不是“毁书”劫难的责任人

鲁迅对于由皇帝下令编纂的文学名著《四库全书》，很是不以为然。他的《病后杂谈之余》这样写道：“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之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接下来，鲁迅概而言之：“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于是，清人的行为和“明人好刻古书”、“今人标点古书”一起，成为鲁迅笔下古书命运的“三大厄”。

鲁迅猛烈抨击《四库全书》编纂中的“毁书”现象，不过其锋芒所指，始终是作为最高统治者和决策者的乾隆皇帝；而对于纪晓岚，并不曾加以訾议和追究。如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在谈到纪晓岚与《四库全书》的关系时，就只是心平气和地客观介绍：纪昀“总纂《四库全书》。绾书局者十三年。一生精力，悉注于《四库提要》及《目录》中，故他撰著甚少”。而鲁迅之所以要将纪晓岚从“毁书”劫难的责任人中剥离出来，当然不是基于个人好恶的“为贤者讳”，而是因为他太了解清代的社会氛围、文化政策和朝廷的规则与潜规则了——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纪晓岚虽有总纂官之名，但实际上不过是一个高级打工仔，不仅取舍标准、生杀决断乃至行文立意，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循和体现乾隆的旨意，而且有些时候，还不得不假装愚钝，自留破绽，上呈御览，以甘受申斥乃至罚俸为代价，让乾隆找到“高人一筹”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若将纪晓岚归入“毁书”党，不单单是冤枉了纪氏本人，而且还在无形中为皇帝减轻了罪责。

通过品评《阅微草堂笔记》来完成“正说”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以下简称《阅微》）在文言小说史上广有影响，在鲁迅看来，一部《阅微》独具匠心，别有追求，用非常个性化的文体营造和语言表达，开辟了文言小说的新路径与新气象，是不乏小说史和文学史意义的。

第一，对于《阅微》不宜用今天一般的小说标准来衡量，它行文的“偏于议论”，如果放在更为开阔的文学乃至文章空间里加以审视，自有其特殊的文本价值和社会意义。在另类文学上，鲁迅指出：一部《阅微》之所以“过偏于议论，盖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这就是说，在鲁迅眼里，纪晓岚撰写《阅微》，尽管自谓“姑以消遣岁月而已”，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没有满足于猎奇狐鬼和游戏笔墨，而是自设了另一种严肃和高远的追求：文以载道，化育人心。鲁迅发现《阅微》的议论独具魅力：“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鲁迅的这段评价不仅生动概括了《阅微》叙事的睿智风度和语言的理趣之美，而且在文学史研究的眼界和方法层面另辟蹊径，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启迪。

第二，一部《阅微》将作家既定的文体选择化作成功的艺术实践，其叙事笔墨平淡简约，质朴自然，远离雕琢、浮艳与铺排，故而风格独到，魅力沛然。《阅微》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这对于纪晓岚来说，固然是才情与灵智的显露，但更重要的，还是他从丰厚的学养和开阔的视野出发，抓住文学的脉络与现象，自觉扬弃和积极探索的结果。面对纪晓岚的这一番苦心，深谙古代文言小说沿革流变和文体差异的鲁迅，自有敏锐而清晰的洞察。为此，他在自己的小说史论著里一再指出：《阅微》“虽‘聊以遣日’之书，而立法甚严。举其体要，则在尚质黜华，追踪晋、宋”。《阅微》“完全模仿六朝，尚质黜华，叙述简古，力避唐人的做法”。

当然，在阐发《阅微》的文脉和成就时，鲁迅也察觉到作家文学观念的拘谨和欠缺。鲁迅认为，纪晓岚对《聊斋》的诟病实属误读，而这种误读之所以产生，则因为纪氏与文学创作终究隔膜。关于这点，鲁迅在《怎么写》中有着辟透的说明：“纪晓岚攻击蒲留仙的《聊斋志异》，就在这一点。两人密语，绝不肯泄，又不为第三人所闻，作者何从知之？所以他的《阅微草堂笔记》，竭力只写事状，而避去心思和密语。但有时又落了自设的陷阱……所以一与事实相左，那真实性也随即灭亡。”这段话不仅道出了纪氏和《阅微》的局限，而且有助于人们了解古今多种文体的表述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