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天明：文学理当追求有效的公共使命

毋庸置疑，文学创作是一种个体劳动，是一种具有明显内省色彩的个人行为。又因为它是艺术创作，所以它必须呈现作家的个人特色，烙上明确的个性印记。优秀的作家必须也一定会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我们曾经历过一个痛苦的历史阶段，让作家消除个性，否认自我在文学创作中的基础作用。那些年，文学所遭受的伤害记忆犹新。经过拨乱反正，作家找回了自我，文学事业拥有了一个灿烂的春天。这也是有目共睹的。现在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作家自我中的这个“我”，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我？它当然代表着它居在体的那个主人。这种代表的呈现在文学创作中越充分，越独特，越与众不同，就越会被人们认为具有“文学性”或“艺术性”。但这是否就表明作家的这个“我”可以仅仅只代表居在体这个主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小我”就足够了？作家的这个“我”可以甚至应该漠视或拒斥社会和时代的需求？

作家的个体劳动成果是要以“作品”的形式发表、出版、面世的。因此，归根结底，它是一种社会存在。这就决定了文学创作和文学家生命历程中本有的公共性。作家的自我意识中不能缺少公众意识。他内在的那个“我”必须是一种“大我”，用不同的角度方式和深度“包孕天下”。无论他是否愿意，或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只要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他总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在场。宏大的如“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也罢，细微的如“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也罢，无不因为它们深切的忧天下情怀和对底层平民生存状态真诚关爱、生动呈现，而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成就一阙千古绝唱。

更应该看到的是，当下中国正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毫不夸张地说，这场巨变所要决定和奠定的是中国今后数百年的历史行程轨迹。而这场巨变的重要使命之一，在我看来就是“造人”，造就新型的现代化的中国人。唯有此举中国方能扎扎实实地推进现代化进程。而要造就一代新型中国人，关键的一点，是促成灵魂深处的变革，这就需要文化的引导。而文学是可以、也应该承载起这种文化引导功能的。俄罗斯人永世难忘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和果戈里，我们中国人心里总存着李白、杜甫、曹雪芹和鲁迅，不就是因为这些文学巨匠通过他们的作品，深刻影响着一个民族理念民族性格的成型和成长吗？拥有这种公共性，才使得文学成为真正的文学，获取了旺盛的生命力，也使得作家成为本质意义上的“作家”。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警惕另一种倾向，就是对文学公共性的庸俗化呈现，警惕它在实现它应有的公共效应时被“皮囊化”。这是我借用的一个概念，觉得它特别形象准确。当下文学的绝对私人化趋势在市场的鞭策下似有所转向，应声而起的就是这种在产业化过程中，过分取媚于大众的所谓“公共效应”，追求极端的娱乐消遣博眼球争点击率收视率挣票房，只剩下一张“皮囊”自诩为“文学”，而内里早已不只是把无聊肉麻空虚当有趣了，少数网络作品、官场文学和言情作品甚至充当起“文学贩毒者”的勾当。

一千多年前，杜甫的文学名著《登高》中曾感慨过“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下者已逝，来者无穷。这正是我们民族的现状，也是文学的希望。让文学这头雄狮奔腾起来，为了文学，也为了我们这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