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廉政理想主义是要不得的

从中国文学网获悉，所谓“外监察机构”，即仿效魏晋旧制，所设立的御史台、尚书左丞和司隶校尉等。御史台又称兰台、南台，早期更多带有“充门面”、显示自己是“堂堂正正国家”的意味，实际权力有限，甚至机构和属官本身也时而设置、时而取消或归并其他部门。到了五世纪中叶即献文帝拓跋弘时代，御史台的地位随着政权的巩固、疆域的扩大和政治机构的成熟，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杜佑《通典》中记载北魏兰台主官御史中尉威仪时，说其可以“督司百僚”，出行时“千步清道，与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逊避，其余百僚下马驰车止路旁，其违缓者以棒棒之”。所谓“内监察机构”，则是北魏皇帝们“托古改制”、以“复古”为名，将古老鲜卑部族一套监察机制改头换面推行后的产物。自拓跋珪建国开始，这套“内监察机构”就已在发挥作用，当时拓跋珪声称“取法少昊”，用鸟的名称命名官职，“内监察机构”的属官被称作“白鹭”，意思是他们应该像脖颈和双腿细长的白鹭那样高瞻远瞩，能伺查、监督各级官员们的不法行为。随着北魏朝廷中汉族官员数量逐渐增多，“白鹭”官也被通称为“侯官”。

这两套内外监察机构几乎同时（或御史台等稍后）设置，至少在公元400年以前就都存在了（此前两年北魏才把国号从“代”改成“魏”），这时北魏的势力还并不十分强大，甚至还算不上北方最有实力的国家，此时便建立平行的两套监察机构，也表明了北魏皇室对廉政的重视。

从目前资料看，侯官系统与其说是纯粹的廉政监察体系，毋宁说带有御用情报机构的特色，且因为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又不免有以“国族”（鲜卑族）伺查汉人、以皇帝亲信伺查贵族和百僚的性质，这在很大程度上，和明代的“厂卫”有异曲同工之妙。“厂卫”和侯官，其人选都是皇帝最亲信的人，官位不一定很高，权力却很大，且行动隐秘，直接对皇帝负责，只不过“厂卫”的骨干，是太监和亲信侍卫，而侯官则是靠近皇帝身边的鲜卑人。照文学名著《魏书·刑罚志》的记载，这些侯官的公开身份，对百官而言往往是个谜，他们有时会穿着便衣或普通官员的服装，“杂乱于府寺（各官府办公机关）间，以求百官疵失”，最多时一度人数达一千多人。

北魏的御史台，以御史中尉为主官，治书侍御史为副，下辖侍御史八名、殿中御史十四名，“昼则外台受事，夜则番直内台”，承担朝官监察职责，此外，还有检校御史十二名，负责外朝和州郡县的监察职责。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如此完备细致、甚至叠床架屋的肃贪监督机制，似乎自始至终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如果说皇帝对肃贪不重视，对监察机制不支持，似乎有些不公道：孝文帝不仅推崇、尊重李彪等御史中丞（他曾将李彪比作汉代名臣汲黯），对地位较低的监察官员也敬重有加，如官位仅为治书侍御史、且经常对孝文帝宽恕贪腐者做法提出批评的薛聪，就常常被孝文帝称之为“见之不能不惮”的重要人物，并要求重臣贵戚们仿效自己。孝明帝元诩熙平元年，御史台进行了一次御史“公开招聘”考试，招聘名额仅二十四人，报考者竟多达八百人以上，即便今天公务员考试，也未必有如此高的淘汰率。

之所以出现皇帝高度重视、体制高度完备，贪腐却有增无已的状况，和北魏皇帝的“廉政理想主义”不无关系。

开国皇帝拓跋珪提倡复古，而且他的“复古”，不是仅仅“复”到儒家所推崇的周公之制，而是更“古”的“有任而无爵”时代，说穿了，就是有人当官，但没人领薪水的、“百官无俸”、“义务劳动”社会。按照拓跋珪的想法，倘若各级官员都既不领薪水，又不世袭官爵，则政府就可以将“人头费”压缩到极小的数额，从而确保皇帝手中有足够的、可以派上“大用途”的金钱和资源。

当时天下大乱，北魏地处偏僻，闭塞弱小，所谓“大用场”，自然是扩充军备，以利战争，愿意并能够当这种“无薪官员”的，也只有两种人，即鲜卑豪族和汉族世家大姓，这两种人都有家族世代相传的产业，可以不依赖“工资”为生。在开疆拓土的战乱年代，战争的俘获十分丰富，北魏皇帝多次将这些俘获在官员中公开、广泛分配，这也让那些“无薪官员”更期待战争和俘获分配，而不屑于斤斤计较有限的“职务工资”。

但这种制度本身就是粗放的、和廉政格格不入的：在各级官员看来，自家的财富终究是自家的，既然当官要“自备干粮”，那么利用职务之便往回捞，也就没什么不合理的；既然战争、俘获成为最重要、最丰厚的当官回报，那么各级官员便自然而然热衷于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甚至竭泽而渔，而对安抚百姓、发展生产之类意兴阑珊——那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对于此，皇帝们其实心知肚明，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希望通过道德约束、感召，让贵族勋戚和各级官员“自觉自愿”地懂得廉耻。在他们看来，门第高贵、家境殷实的官员人选，道德感会更强，且个人财力也更能负担得起“廉洁”的代价，因此终北魏一世，门第都始终是选拔官员的首要标准。

皇帝们当然也知道光靠虚幻的道德尺度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也想了一些更实际的手段，如将战利品在文武百官中统一分配（而非只在战争功臣中分配）、按级别给官员提供一些实物津贴（类似“供给制”），他们甚至还将郡、县财政权分配给各级官员，作为“养廉”的补偿，如早期汉族大臣崔亮，虽然在朝廷任职（中书侍郎），却被特许“带野王令”，即可以自由支配野王县的财政收入，而孝文帝延兴三年（公元473年）诏书里，更公然宣布如果县令、郡守有能力“治一县（郡）劫盗”，就可以同时“兼治二县（郡）”，即不仅有权支配本地、也有权额外支配另一个郡县的财政收入。但这些构想显然过于理想主义了。

如前所述，鲜卑贵族和世家大族都将私产视作性命，既然因为有钱才能当大官，一旦当上，自然加倍聚敛。不仅如此，在没有“工资”的征战时代，家境一般、又没有机会建立军功、带兵掳掠的文官、朝臣，其收入状况注定远不如那些武将、贵族，吃“供给制”的朝官，当然也比不了能“治郡县”的地方官，这些人的“贪腐”，有时候会显得可怜、甚至可笑，如前面提到贪污劣迹不过两匹绢的许谦，明元帝拓跋嗣时代因为没粮食赡养父母，而监守自盗“数石”粳米的太仓令（皇家粮仓总管）安屈，就是典型的例子，对于这些人，皇帝也不得不酌情从轻处罚（拓跋珪下令隐瞒案件，以免许谦羞惭自杀；安屈之父安同带儿子自首，并请求皇帝对自己父子从严惩处，被感动的拓跋嗣不但免于处罚，还增加了安屈的粮食供给定量），这虽然情有可原，对吏治的澄清，却显然是有极大损害的。

允许地方官支配属地财政收入，等于默认其在许可范围内可以“合法贪污”，对吏治的损害更是可想而知。而把这种“合法贪污”的特权扩大到朝臣和属地以外，则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对贪污风气的助长。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六月丁卯，终于意识到“百官无俸”的理想主义，注定和反贪腐的初衷背道而驰，下诏“班禄”，即给各级官员规定工资，同时规定“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强化了对贪腐的处罚力度。

但建立“工资制”后，北魏的贪腐状况何以并未得到显著好转？

如前所述，“百官无俸”制度设置的初衷之一，是节省开支，以便朝廷能够省出更多经费用于备战，交换条件，则是纵容掳掠和战利品分配。到了孝文帝时期，北方已几乎统一，但南北朝对峙的格局业已形成，这意味着北魏既无法发动频繁的、有丰厚战利品可以获得的兼并战争，又不能压缩军备精兵简政，如此一来，“工资制”就势必伴随着税赋的增加，“丁卯诏书”中就规定，每户每年增加“调（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作为“官司之禄”，即工资改革的经费，这在当时对于普通民户而言，是非常沉重的负担，为确保赋税切实征收，朝廷势必赋予官吏更大权力——这也意味着更大的权力寻租机会。

孝文帝的汉化，让汉族世家大族获得更有利的财富分配地位，却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鲜卑军功贵族的利益。原本在战争频仍年代，鲜卑贵族可以获得更多掳掠和更丰厚的战利品分配权，出任镇将成为人人称羡的美差；和平的到来、工资制的实施，令这些鲜卑武夫转趋经济劣势，镇将地位日渐下降，成为“君子不齿”的苦差，这不仅导致一些镇将采用盘剥镇兵的手段自肥，更激化了文与武、汉人与鲜卑人之间的矛盾，酿成日后尔朱荣“河阳之变”假“反贪腐”之名，行政治清洗之实的祸患。

净绝贪腐既成为不可能的事，“赃满一匹者死”的“法律条文”也就变作事实上的一纸空文，有法不依不如无法，既然“赃满”也不会受到依法严惩，那么还有谁，会把看似森严的“肃贪立法”，认真当作一回事来看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