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如何改变中国命运的

引子：五四运动

1919年5月3日，那天是星期六。傍晚，北京各所学校照例结束一周的教学，宣布第二天放假。此时，突然传来远在巴黎参加和平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外交努力失败的消息。北京大学学生连夜开会，决定发起组织请愿示威。

第二天中午，北京12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涌到紫禁城前的天安门广场，抗议巴黎和会的结果，同时抗议安福系政府秘密应允日本势力留在胶东半岛的卖国行径。学生们首先发表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讲演，一部分人试图游行到中南海向大总统徐世昌请愿，遭到警察拦阻。游行队伍随后又向东折进东交民巷，向美国公使馆递交陈词，希望素来对中国友善的美国政府主持公道，但吃了闭门羹。另一些人一怒之下又冲到前外交次长曹汝霖在城东赵家楼的府邸，大骂“卖国贼”，并放火烧毁了曹宅。

网络文学的相关资料了解到：北洋政府动用武力逮捕了许多学生，这非但没有吓到他们，反而激起了北京学生更大的斗志。北京发生的事件很快传遍全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唤醒了所有爱国民众。几天里，全国有200多个地方爆发了空前的学潮。在经济中心城市上海，主要商业街区商人罢市一周，大约40家工厂的工人罢工，甚至连很少抛头露面的妇女们都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不久后，北洋政府被迫做出让步，被逮捕的全部1100多名学生以胜利者的姿态昂首阔步走出监狱。

这便是现代中国无人不知的著名的“五四运动”——一场未经事先谋划的的大规模知识分子运动。它第一次在中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浪潮，并对现代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五四运动”具有广义和狭义的两个含义，它们之间既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又有显而易见的差别。广义的“五四运动”被用来概括一个时代，亦即以1915年9月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标志的一场旨在传播“民主”、“科学”等现代思想的“新文化运动”，其中还夹杂着“文学革命”等庞杂内容，差不多一直延续到1926-1927年国民党北伐以及国共决裂（《新青年》杂志本身亦停刊于1927年7月）；狭义的“五四运动”便是指以1919年5月4日当天的事件为标志的反帝爱国运动，它孕育了帝国时代的中国从未有过的鲜明的现代民族主义内容。

5月4日的学生示威活动是这场后来被统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自此以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由思想文化启蒙变质为现实政治动员，它的内部也出现分裂。相当一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胡适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虽然同情学生的主张并在积极营救被捕学生，但实际上却并不全力支持5月4日的那场运动本身，后来的历史演进也的确一步验证了他们当初的想法。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日益激进化的过程，“五四运动”则是这条百年历史链条上决定性的一环，它赋予这条激进化之路以一个崭新的方向，并彻底改变了现代中国历史的航程。

上篇：告别西方

如果没有远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现代史完全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据中国文学网了解：100年前7、8月间，一战在欧洲爆发。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最初判断它与中国无关，因而试图中立以求自保。中国政府在战争打响的第一时间就发表“二十四点声明”，要点是：中国不介入战争，交战国不得占据中国领土或领海，或在中国领土或领海交战，不能利用中国领土作为发动进攻的基地。声明还说，交战国的军队和武器如经过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将依法予以扣留或没收。然而，由于主要参战国在中国都有势力范围，注定了发生在遥远欧洲的战争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袁世凯欲中立而不能。

1914年8月，欧洲战事刚一爆发，日本就迫不及待地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不迟于9月15日“无条件并无偿地将胶州租借地全部交给日本帝国政府，以便最后将其归还中国。”由于德国未对日方的通牒作出答复，从9月初开始，日军陆续在山东半岛登陆，沿着铁路线向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和海军基地、城防坚固的青岛（德国在1898年取得青岛后在当地的城市基础设施中投入巨大）逼近。从10月中旬开始，6万日军将5000德国守军围困于青岛城内。经过空中和海上交火以及连续7昼夜的炮击后，迫使德军于11月7日投降，交出青岛。

日本的单方面行动完全无视中国政府的声明，意味着中国“中立政策”的破产。事实上，从战争一开始，英国就明确希望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但英国的这一提议遭到了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对，因为它担心这将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进而削弱日本作为远东地区领导者和代言人的角色。在与日本进行磋商后，英国政府最后决定，没有征得日本同意前不就中国参战问题进行谈判。然而，英国的让步并未能阻止日本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冒险。英国曾试图以保护太平洋上英国商业航运免受德国军舰袭击为由限制日本参与海上行动，但正处于迅速崛起中的日本根本不愿意接受这些限制。而且，随着战事的深入，深陷欧洲战场不能自拔的英国越来越需要日本的帮助。

因此，在整个事件中，中国几乎孤立无援。交战的双方均全神贯注于欧洲战场，在青岛之战败于日军的德国自不待言，此时已无暇腾出手来照顾远东利益的英国、法国和俄国也都默认了日本的行动。惟有尚未卷入战争的美国给予了中国一些同情，但即便是它，也将关注重心放在了欧洲，不愿意为了中国而与日本发生直接对抗。

1915年春天，经过长达84天、25次正式和20次非正式谈判，袁世凯政府秘密接受了日方主导的协议，也就是著名的“二十一条”。5月9日，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征祥和次长曹汝霖代表中国政府前往日本使馆签署协议。到1917年8月14日，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敦促下，当时的北洋政府段祺瑞内阁终于站到战局已明显占优势的协约国一边，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但当时的中国，南北两个政府对峙，各省军阀割据，根本没有能力派兵到欧洲参战。恰好此时英法两国因战事吃紧，人力资源极度匮乏，北洋政府便实行“以工代兵”政策，为西线输送了14万多名劳工，参加战地后勤工作。实际上，早在中国正式参战之前的半年里，已有华工陆续前往法国前线服役。他们流汗流血，死亡和失踪者达数千人（其中2000华工的骨骸葬在了法国），是中国对协约国的最大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参与的对外战争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胜利的战争，战胜国的地位极大增强了几十年来饱受欺凌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战后，一方面，从比大清帝国更为古老的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土耳其共和国等新生独立国家的事例激励着国人；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的尊重殖民地人民要求、大小国家互相保证政治独立及领土完整的著名的“十四点和平原则”，更是令国人神往。

1919年1月，英、法、美等主要战胜国主持召开巴黎和会，安排战后国际秩序。中国以战胜国姿态出席这次国际会议，中方拟定了破除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撤退外国军队、停付庚子赔款等内容的提案，并制定了“联美制日”的外交策略。然而，北京政府的代表一到巴黎，受到的便是“二等代表”的对待，强国首脑对他们近乎不理不睬。尽管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据理力争，但所提要求大部分都没有实现。其中的焦点便是中国代表要求收回山东权益，日本却要据为己有作为参战的报酬。英法两国因为在战争中途为求日本海军潜艇进入地中海对德作战等事宜秘密许诺过日本，所以均支持日本的要求。满腔理想主义热忱出现在巴黎会议上的美国一开始对中国表达了强烈同情，但最终由于对整个和会失望之极而拂袖而去，重新回归传统的孤立主义对外政策。

最后一个可以依靠的友邦的离去，终于使得中国的外交努力彻底归于失败。即便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会通过的《凡尔赛协议》上签字，甚至愤而退场，也丝毫不能改变这一屈辱结果。

在巴黎，中国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筹码，成了列强们肮脏交易的牺牲品。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将近一个世纪以后回头再看，正是从那一刻起，西方永远地失去了中国。从那一刻起，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模式在中国再也没有恢复过曾经那么诱人的光彩。

下篇：以俄为师

1919年5月4日的学生爱国运动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分水岭和转折点。自那以后，中国启蒙知识分子中的一大批重要人物在极度失望之余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对西式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和西式民主宪政的追求。这一点，颇类似上世纪末（1999年5月）美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在许多原本向往西方的中国青年学生心中造成的创伤，只是80年前的创伤要深重得多，也难以弥合得多。

事实上，这种失望是双重的。一方面，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自认为“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的虚伪、自私和侵略本性”。在严复看来，西方国家在1919年的行为表明，西方三百年的文明发展最后只归结四句话：自私、杀戮、无耻和堕落。甚至一度颇得国人好感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也被陈独秀斥为只是一门“空头大炮”。李大钊则进一步提出了“把这强盗世界推翻”、“改造强盗世界”的反帝口号……另一方面，当时最发达国家之间的这场大规模野蛮战争本身打破了西方文明优越完美的神话，将传统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和弊端暴露无余，更加激发了中国人对西方制度的质疑。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为国人描绘了战后欧洲满目疮痍的景象，并宣告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万能之梦”已经破裂。据当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的人士回忆，当他们来到那片心目中“自由、平等、博爱”理念发祥的圣地，亲眼所见的却是杀戮、掠夺和一片片破败的废墟，令他们不由自主地重新思考人类和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仿佛是命运的安排，旧的偶像刚刚破碎，新的替代模式闪亮登场。在欧洲，战争促使曾经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出现分化。一战的爆发使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公开违背自己的信仰，站到了本国政府一边，支持“保卫祖国”的战争。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民族主义战胜了国际主义，这直接导致第二国际的破产。此后，主要存在于西欧的趋向于改良、走议会民主路线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与活跃于俄国和东欧的主张激进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最终分道扬镳。由此产生的两大社会主义模式的此消彼长奠定了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格局。

1917年，趁着沙皇帝俄军队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举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不仅彻底改变了俄罗斯的命运，也从此拉开了贯穿整个20世纪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大幕。相比于劫后余生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看起来生机勃勃的苏联以及它所允诺的一个平等公正的新世界，瞬间成了中国精英知识阶层的最新膜拜对象。而当这种新世界的幻象与苏联政府果断宣布废除沙俄时代在中国获得的一切特权和密约的“正义之举”结合在一起时，它的吸引力就变得无法抗拒。

1919年7月，苏联通过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加拉罕发表对话宣言，宣布终止对庚子赔款的权利，并准备放弃沙俄时代在中国的一切其他权益；第二年9月，苏联方面又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两个声明合称为“加拉罕宣言”。它在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的声浪席卷全中国之际所引起的朝野震动，即使穿越一个世纪，我们仍能够感受得到。于是，“社会主义”成了知识分子日常谈话时最时髦的热词，“以俄为师”则成了没有人能够抗拒的历史潮流。当时的中国报刊上充满了“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我们苦弟兄”、“苏俄的工人、农民和赤卫军，是世界上最可亲爱的人类”之类的语句，正在广州筹划北伐武装革命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也宣布，从今以后要“以俄为师”。

尽管苏联领导人出于诸多现实考量，最终不可能真正归还其沙俄祖辈已经占领多年的中国领土，但毕竟还是废除了在华特权，这些举动仍然在中国引发了对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空前好感。而对苏联政府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来说，它们一方面是想要借此打破自己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更重要的是要策动世界范围内的大革命。俄罗斯自身的经验告诉他们，中国作为一个贫弱的大国，是“最容易突破的薄弱环节”。在这段时期，莫斯科试图以双重接触的政策来支持和壮大中国的社会主义力量：一方面，通过第三国际来暗中支持中国的革命力量；另一方面，通过苏联政府与这些革命力量的敌人——北洋政府——发展友好的正式关系。

在第三国际的直接帮助和参与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于1920年起在各地酝酿，并于1921年7月在上海正式成立。虽然它注定将在未来彻底改写古老中国的历史，但在起初，苏共和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经过分析认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共产主义革命现阶段需要团结的盟友。基于这种形势，苏联方面不仅鼓励中共主要负责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促成了现代中国历史教科书上所称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还直接出钱出力，帮助占据广州的国民党培养训练自己的军事力量。可以说，若不是有苏联军事顾问，特别是若不是有那一船经由大连辗转抵穗的军火，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也许就不会有足够的本钱发动著名的“北伐战争”。

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政党，中国国民党及其前身同盟会在成立伊始原本是一个西方式政党。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它呈现出逐渐滑落为地下秘密帮派的苗头。但经过此次苏联帮助下的“改组”，国民党从此变身为一个具有浓厚布尔什维克意味的政党。这一次的转型，对以后的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难以估量的重要影响。这里顺便提一下，在我看来，国民党完成去布尔什维克化，重新还原为一个现代西方式政党，一直要等到2000年它在台湾失去政权以后。

对于中国孱弱的民族工业来说，一战爆发可谓“天赐良机”，长期徘徊不前的中国民族资本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期。惨烈的战争迫使主要工业化国家忙于应付，大大减少了对外资本和贸易输出，外资和进口商品骤减刺激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数据显示，大战以前的1903年至1908年，中国平均每年注册工厂为21.1家，1913年至1915年平均为41.3家，1916年至1919年平均高达124.6家。1912年至1920年，中国近代工业的平均增长率达到13.8%。可以说，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掀起了一次工业化和现代化浪潮，经此发展，国家近代工业体系初步形成。

现代经济的蓬勃发展还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型工商业者及劳工阶级群体，他们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经济意义。

结语：命运决战

巴黎和会的主导者们费尽心机达成的不光彩交易并没有实现他们的初衷：永久性地压制德国，或者把这股祸水引向新生的苏维埃红色帝国。后来的历史表明，《凡尔赛协议》不仅不是一块奠定战后欧洲和世界和平秩序的基石，反而是下一场更加可怕的世界大战的引信。而不情愿与“肮脏腐败的旧世界”搅在一起的美国人民也不得投入更大的资源、付出更惨重的牺牲，去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形成的东西方“冷战”秩序，将很大程度上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未来走向埋下的伏笔清清楚楚地展示出来。在那一历史节点上，用现代中国大陆官方的话语来说，“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