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地区 为何较早独立却无法实现民主

多年以来，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交织着种族说、心理单纯说、地理说和文化扭8曲说等观点。根据上述观点，拉美无法实现民主，因为黑色人种（印第安人和黑人）不适合民主，因为激情的拉美性格无法容忍民主，因为热带气候多少妨碍了民主，或者因为罗马天主教义不允许民主。

各种解释都遭到反驳：独裁制度盛行于白种人为主的国家(如阿根廷)和混血种人国家(如墨西哥)；独裁不仅出现在热带国家(如古巴)，还存在于温带地区(如智利)；独裁获得了非天主教国家的支持，在不践行天主教的国家，诸多热诚的信徒也在追求自由；此外，正如在拉美之外的威权体制(如德国希特勒政府或苏联斯大林政府)所显示的那样，独裁并不限于某类气候。上述论点并不总是不充分的。当运用之极致时，在金融、文化和军事等领域，这些论点曾促进美国和欧洲渗透到南边“落后”的发展中地区。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北美社会科学家创立“现代化理论”之时，学术手段得以加强。在解读拉美时，该理论指出，经济增长将促进社会变革，而后者转而可能成就更“发达”的政治。人民会开始联系及参与真正民主所需的自发性机构。更重要的是，中间阶层可能出现——发挥着积极但适度的作用。拉美及其民众与欧洲和北美并没有多少明显的“区别”。相反，它们仅是“落后”而已。

从中国文学网获悉，现代化专家认为：历史记录显示，拉美的现代化正在发生。20世纪50年代，一位乐观的美国学者坚信，“中间阶层”已经成为稳定器和协调器，并在其形成过程中，认识到处理极端情况的风险。简单地说，70年代末，一位历史教科书的作者看到，“自独立以来，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拉美历史……缓慢地抵御了旧制度和老观念。”

但是，事实远为艰难。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增长并未广泛传播繁荣，反而是收入分配更不平等，城乡生活标准之间的差距拉大了。中间阶层拥有相对特权，形成了“阶级意识”的辨别力，这在决策的关键时刻，使其成为统治阶层，从而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政治也转向了威权，并进而产生军政府。与现代化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述模式出现在拉美最发达——以及发展最快的国家中。究竟错在哪里？

由此产生两组解释。一组学者关注拉美的文化传统以及其西班牙、葡萄牙根源。这些分析家认为，事实上，反民主政治是罗马天主教和地中海世界观的产物，9后者强调对和谐、秩序和消除摩擦的需求。拉美宪法从未如其看起来那般民主，政党政治也并非像其看起来那般具有代表性。北美和欧洲的学术团体受困于其短视和偏见，只是简单地误读了社会现实。

第二组学者接受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影响政治，但是其解释将这一关系倒置：拉美的经济发展与北美和西欧之间存在质的差别，因而也就产生出不同的政治结果。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些学者认为，拉美的经历是由其经济依附普遍展开的事实所决定的。“就依附性而言”，正如其中一种典型观点解释的那样：我们是指这样的一种情况，某国的经济受其之前所隶属的另一经济体的发展或扩张所影响。两个或多个经济体之间相互依存，它们与世界贸易之间同样相互依存。

由于其内在特征，“依附性发展”是全球经济的参与方受益，但将其他群体排斥在外，从而产生社会不公平。例如，在土地丰饶的国家，上层精英阶层可能会从农业出口中获取巨额利润，而工人和农民毫无收益，或受益不多。由于其维持现状的兴趣，土地所有者没有多少理由去进行多元化经济的投资——因而也就产生了一种所谓的“有增长，无发展”的局面。此外，即便存在增长，也很难抵御巨大风险：如果海外市场萎缩或价格下降，整个经济都面临挑战。

“依附论”很快得以推广，其要旨是，经济依附性会导致政治威权。根据这一观点，拉美的经济“依附”地位将对地区增长的能力，特别是工业增长形成隐性约束。这种经济困惑的显著标志是对外国账户的危机——一国支付必要进口的能力的危机。出口滞后于进口，缺口仅能以资本流入弥补。但外国贷方——公司、银行及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拒绝提供必要的外部融资，因为它们认为政府不会做出必要的“牺牲”。政治战略受制于说服外国信贷方的需求之中。

20世纪60和70年代，最常用的解决办法是军事措施。由此产生的独裁可能采取“硬”举措，通常是极为罕见的反通胀措施。底层因而受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因此，采取此类政策就需要对民众施以强硬手段。所以，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出现的军事政变和压抑的威权体系不是因为缺失经济发展产生的，倒是因其发展而出现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拉美地区持续进行的民主化周期吸引了许多观察家和资深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拉美国家从此以民选首脑和政府取代威权体系。对这一趋势的解释有多种形式。学者们谨持知识分子的审慎，对这些发展情况进行了观测和分析。政治分析家并未提出现代化或依附论等宏大理论，而是强调理念、观点和人类信仰。有学者将拉美与其他地区的民主化转变归结为美国价值观的全球胜利，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以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降)的映衬下，更是如此。也有学者强调精英阶层、领导者和技巧控制的重要性。当然，还有学者着重于“公民社会”的崛起，特别是草根群体网络的出现，这形成了反威权意识的雏形和凝聚力。此外，也有学者认为，19世纪2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将民主观念推向了整个拉美，尽管最终民主仍是被原封不动地搁置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