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革命本身就是启蒙的产物

历史研究要多维视角才能逼近真相

《新青年》所代表的启蒙运动，过去都认为是一片光明的。以至于如果你之前没怎么读过这方面的书，会觉得《新青年》不过如此嘛。这些启蒙运动的发起者，看上去是那么灰色，那么小人，境界未必比我们高。我不否认这本书里提到的事实，但问题在于，我不太相信所谓的“实证史观”。并非找到什么资料，就能说找到了历史真相。历史研究都是“瞎子摸象”，无非是你摸到了大腿，他摸到了鼻子。每个人摸的都是某一个片段而非全部。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后人重新研究时，都会产生某种片面性。这种意义上，各种观点需要互相理解、宽容，在多维视角中无限逼近历史的真相。历史真相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垄断的。只有上帝能摸到大象的全貌，凡人只能摸到某一部分，最多不过是骑到大象背上，以为自己了不得。

对历史人物要有同情地理解

回过头来看，对于《新青年》的启蒙者，我们怎么来理解？一百年后，站在今天的高度，哪怕你是个小学生，也可以嘲笑你爷爷那一代。因为许多年过去了，很多东西你当然看清楚了。就像做股票或炒房一样，事后个个都是能发大财的，但当初看得清楚吗？我很赞成对历史人物要有同情的理解。《忍不住的“关怀”》里面有一个问题问得好：如果我是他们，我在那个环境里，我能不能比他们做得更好？

任何一个研究者，都不能用一种道德审判的态度来看一百年前的历史和人物。张耀杰教授刚才对五四运动的口号：“民主与科学”做了批评。的确，陈独秀、钱玄同这些人身上缺少一种真正的民主风采。这应该怎么来解释？难道因为他们缺少民主的风度，他们对民主的鼓吹和宣传也就变得虚伪，没有价值了吗？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民主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观念、理念层面的；一个是实践层面的。实践民主不仅是观念和制度，而且是一套生活方式。从这个标准来看，在第一个层面，应该充分肯定陈独秀和钱玄同。一百年前，他们以及之前的梁启超在推广民主的理念上的功绩是无可替代的。今天谁敢站在这里说“我反民主”，恐怕没有。但要知道，一百年前的民主并不是个“好东西”。在当时能够把民主作为一个旗子亮出来，是很了不起的，比今天呼吁宪政更伟大。这一点首先要肯定，哪怕他个人的品质再烂，也不能说他讲民主是虚伪的。

陈独秀推广民主理念有功但缺少真正的民主风采

全面反思这一百年来的启蒙，我们会发现历史不是这么清清楚楚，像小孩子讲故事一样，好人在右边，坏人在左边。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正面和负面东西都是混在一起的。这恰恰是历史的复杂及魅力所在。《新青年》与那些北大教授也是这样，那代人其伟大，也有其缺点。但是我想说，一百年之后的今天，作为孙子辈，我们对前人要有温情。

这个温情怎么来理解呢？我年轻的时候读《列宁选集》，列宁之前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列宁评价他时用了一句俄国谚语：鹰有的时候比鸡飞得低，但是鸡永远不可能像鹰飞得那样高。回过头来看五四的那些前辈，把他们所有的缺点整合起来，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嘲笑他们，觉得自己比他们伟大。但是，他们毕竟是鹰，我们毕竟是鸡，他们曾经比我们飞得低，但今天有谁敢站出来说你曾比他们飞得高？王元化先生在世时，和他距离远的人，觉得王先生人格很伟大。我和他走得很近，有时候会看到他作为一个常人的缺点或软弱。但当先生走了以后，他的声音渐行渐远，我才发现，他留下的空白是我们所有这代人加起来都不能填补的。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根源在于法家而非儒家

我和很多启蒙者一样，相信中国专制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很坏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全盘西化，如果全盘西化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儒家真的这么坏吗？儒家学说也可以找出很多像“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类的观点。儒家是中庸思想，讲求和谐。陈独秀身上没有，胡适身上有。这个东西是来自西方的，还是中国自身的传统？我不说胡适，你看看叶圣陶先生，他没出过国，甚至西方基本不懂，完全是在中国传统中生长出来的。但他身上的那种宽容温厚，那种第二个意义上的民主实践，今天有多少人比得上？这个意义上的民主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儒家。实际上，我们批儒家批了半天，忘了中国专制主义最大的根源是谁？是法家，不是儒家。

今天批专制只批儒家，放过了法家，相当于放过了传统中最坏的敌人。法家是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专制。儒家是有原则有条件的专制，讲开明专制，讲王道。如果统治者不讲王道只讲霸道，儒家也是会起来革命的。法家不一样，法家以君主意志为最高。我们不要一讲到传统文化，就认为儒家应该为《新青年》和陈独秀负全部责任。陈独秀身上的很多毛病一部分来自于个人的性格，一部分来自于中国传统中的不宽容。这当中有法家的，也有儒家的。而儒家中好的东西他都没有继承下来。

专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王元化所反思的启蒙心态。启蒙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就是认为人可以从上帝的天命里走出来，成为为自己立法的主人。人为什么可以自我立法？按网络文学笛卡尔的说法，我思故我在。人有理性，可以自我立法，不要上帝。这种启蒙推到极致时，人自己就成为了上帝，全知全能。这就产生了现代专制的形态——我可以通过理性掌握真理，包括人类真理，甚至宇宙真理。只有我才是正确的，凡是反对我的，都是敌人、恶魔。陈独秀身上有很强的这种东西。启蒙到中国后带来了理性的狂妄。比如钱玄同认为应废除汉字，这个一废，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这是很要命的。20世纪出现的专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制。按照福柯的说法，这背后有一套知识。专制权力背后有一套知识来论证它。知识就是权力。

20世纪中国的专制从“五四”时起就开始了。“五四”给中国带来了解放和现代的知识，是中国现代性的开始。“五四”以前使用的语言、观念和今天完全不一样，“五四”以后就完全一样了，这是了不起的变化。但是，20世纪很多负面的东西也和这场启蒙有关，甚至革命也是启蒙的产物。不要以为启蒙和革命是对立的。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命题，并不准确。革命本身就是启蒙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