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怎样过上双休日的

1979年1月，联合国召开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筹备会，各成员国政府均派代表团参加。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1998年后改为科技部)政策研究室研究员胡平，作为代表团顾问，来到了纽约。

胡平每天马不停蹄地参加会议。但星期五下午，却无会议安排，他觉得非常奇怪。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告诉他，联合国实行双休制，周六、周日休息，周五下午一般不安排会议，不提供会场和同声传译服务。

这对于胡平来说，是闻所未闻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劳动时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每周工作六天成为沿袭多年的惯例。

频繁出国参会这几年，他总是十分留心其他国家的工时制度，常假装不经意地向人打探：“你们周末打算做什么？”他渐渐发现，五天工作制是时代潮流。

1985年，胡平调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他开始想在中国推动五天工作制，但觉得自己人微言轻。

1986年初，在参加国家科委委务会的时候，他私下向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提出，中心想做一个课题，研究在中国缩短工时的可能性。

宋健问他：这样做有何好处？胡平答道：好处可多了！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节约资源和能源，让大家有更多自由支配时间加强学习，操持家务等。最后宋健表态，支持他们搞这个研究课题。

80%选择多一天休息

1986年5月，“缩短工时课题组”成立。

据中国文学网了解到：经过调查，课题组得出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部分单位的有效工时只占制度工时的40%到60%。也就是说，一周六天48小时，有效工作时间不到30小时。

课题组针对不同对象设计了多种调查问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在“增加一天工资”和“不增加工资，但增加一天休息”中，你选择哪一个？

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课题组认为多数人肯定会选择“增加一天工资”，但结果80%以上的人选择了“增加一天休息”。

1988年，课题结项。胡平将报告交给了宋健。但等了几周，一直没有得到答复，这件事慢慢也就沉静下来。

步子不要迈得太大

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巡，发表南方谈话。

这年上半年，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监察局(简称职安局)职业卫生监察处接到了局领导布置的任务，要求他们马上启动一项调查研究，对缩短工时的可行性和实施方案拿出具体意见，供局、部领导审议，再报国务院决策。

劳动部商请外交部支持，最终收集到了136个国家的工时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世界主要国家实行的都是一周40小时的工时制。在此基础上，职安局按照“缩减一天工时”和“缩减半天工时”两种方案，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逐渐形成了共识：一步到位，直接由六天工作制缩减为五天工作制。

劳动部认为，一下子从48小时减为40小时，步子迈得太大，不适合当时的经济和生产状况，明确要求按44小时的方案往下进行工作。但这对需要连续化生产的一些特殊行业来说，半天的工时太难安排。

是否可以安排为隔周五天？步子既不大，也能满足平均每周44小时的要求。这个变通方案得到了各方面一致赞同。最终，劳动部按照这一方案正式上报国务院。

1994年2月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签发了第146号国务院令，规定：国家实施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44小时的工时制度。自3月1日起实施，当月第一周星期六和星期日为休息日，第二周星期日为休息日，依次循环。

缓解工人下岗问题

一周44小时工作制实施之后，劳动部进行了跟踪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机关、事业单位落实得最好，最苦最累的一线生产岗位落实情况最差。陈百年所在的部门常接到职工的电话，反映本单位不落实新工时制度，“有意见领导就威胁下岗”。

新工时制的实施，正逢国企改革的逐渐展开。1994年，下岗工人人群日益增大。

另类文学记载，1995年年初时，职安局新任局长闪淳昌传达了部长的指示，要求他们制定进一步缩短工时的方案。

“部领导的指示，是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意思做出的，即如果将每周44小时工时进一步缩短到40小时，可以增加就业岗位，缓解部分工人下岗的问题。”陈百年回忆。

进一步缩短工时的关键，在于维护好生产一线职工的权益，解决特殊岗位职工的问题。“反对意见恰恰来自最需要劳逸结合的行业。”陈百年感叹。如建筑业工人，多是农民工，出来打工就是想多赚钱，休息就是浪费时间。在闪淳昌的主持下，针对特殊行业，制定了集中工作、集中休息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劳动部将缩短工时的报告再次上呈国务院，获得批准。1995年3月25日，李鹏签发了国务院令，宣布自当年5月1日起，全国实行5天工作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