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香港人的焦虑与自信无关

这一切全是实实在在的香港问题，又怎能简单地以“自信”二字囊括？难道只要有自信，这些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吗？但是另一方面，这位记者朋友的说法，我又一点也不觉得陌生，因为“自信”本来便是不少内地舆论分析香港问题时的关键词，我不是头一回听人家这样说了。

大概就这两年，因应官方关于“自信”的提法，“自信”作为一种看待事物的框架，也渐渐在不同领域里头流传开来了，为这名义上依然奉“唯物主义”为圭臬的国度平添了一股“唯心论”色彩。看待和处理境内诸多论争，固然可用“自信”的框架化解；认识境外局势，更得以“自信”的滤镜去辨明真相。仿佛天下万事，行与不行，当与不当，皆绕不开自信心的高低有无，神奇得很。

两年前，我就见过某学门的大佬在一场学术会议上发言训斥后生，说他们不只在学习态度上跟随西方，以为多学几种外语当工具，才是钻研那门学问的正道；而且还在学术规范的要求上成了西方人的跟屁虫，凡是引述必定依照格式列明出处，凡有论者则务求参考书目的详备周全。在他看来，今天学术这一行的所有习惯，都是西方产物；而我们中国人，却早已丢弃了自己老祖宗的行文风格与治学传统，真是数典忘祖。不只如此，他还乐观地申论：“我们应该要有自信，随着我们国家的强大发展，日后将会有更多学生来我们这里留学。到时候我们就会渐渐掌握话语权，我们自己做学问的方法就会成为世界主流。”也就是说，学术规范也好，治学方式也好，在这位先生眼中也全是自信的问题。如果真有自信，就不必在治学工具与格式规则的要求上和国际接轨了。

自从中华帝国在清朝遇到重挫以来，史学界就普遍把自信心的沦丧当成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心态演变的重点。此后的“体用之争”“全盘西化”，以及“重振国粹”等各种思潮，确实都和“自信”相关。然而我们必须明白，实际存在的“自信”危机不过是个情意范畴，与判断是非优劣的价值标准并无多少必然的逻辑联系。中国足球队成绩不好，我们对中国人踢球的能力没有自信，这是一回事；足球如何分出胜负，游戏规则怎样制定，这又是一回事了。面对国足表现欠佳的窘况，如果我们说“中国人该有自信，有自己的足球主张，例如给人进球进得越多越好”，又或者“中国人要有自信，要坚持推广自己的乒乓，别跟着所谓的国际潮流玩足球”，这岂非古怪？

大胆地讲，近年兴起的“自信论”在某方面而言，其实是往昔“国情论”的“2.0版本”。从前在遇到质疑时，我们喜欢强调国情的差异，认为人家那套不能直接拿来加在我们身上；今天碰到挑战，我们就不只是说自己和人家不一样了，并还要进一步地标榜自己的出色。以前突出我们和你们的不一样，现在则干脆大声地宣布我原来好得不得了。不论是“国情”抑或“自信”，这条思路都有范畴错置与相对主义的危险，很容易粗糙地混淆一些不相干的事。

比如前阵子因“玉林狗肉节”掀起的网络文学辩论，我就看过一些鼓吹自信的文字，说中国人可以有吃狗肉的自信，不应盲从西方标准当洋奴。吃狗肉这回事是有文化背景的，考虑时不能排除具体的社会脉络，将它置于抽象的真空环境。可是狗肉该不该吃，还牵涉到其他许多观念和价值的问题。狗肉与牛、羊、猪肉的分别，狗这种动物与人类的复杂关系，这全是可以坐下来在理论上探讨的事。一下子就把“自信”的范畴套上去，讲什么“我是自信的中国人，所以我有吃狗肉的自由”，那就未免太过简单了。

假若“自信”是个可解释任何事物的万灵丹，那它也就什么都不是了。回到那位记者朋友关于香港的疑问，如果我也告诉他，“是的，香港人的问题就是没有自信”，大家就都满意了吗？要是有了自信，香港妈妈买奶粉、香港小孩上小学的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