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中华文明需要上帝信仰

上帝信仰在三千年来的中国文明史中日渐稀薄，这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之确立有关。但是，儒家实质上并不排斥上帝信仰，说起来，上帝信仰的湮灭和凋敝与晚近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有着内在的关联，或者说，与中国20世纪以降的启蒙思想之潮起和强劲开展有着必然性的关系。那么，究竟启蒙思想与上帝信仰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现今大家一谈到启蒙思想，马上就会联想到反封建专制和反神权礼教，以为后者是一些蒙昧、落后的东西，中国文学网启蒙就是要破除这些旧思想、旧礼教和旧制度，把人的价值、人性的东西展示出来。这个启蒙的思想运动从西方到东方，持续了数百年，直到今天，启蒙思想在中国还有着强大的社会基础。在这个思想谱系的笼罩之下，所谓上帝信仰之类的东西，自然就属于理应被清除的思想痼疾，一并要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了。

所以，在当今的中国思想语境下，谈上帝信仰的重新反思问题，就首先要明确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一种基于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政治理论，其思想的中心议题是人权保障与宪政制度和市场经济，总的来说，是有关人的权利哲学。尽管自由主义的产生与发育与反对基督教的神权专制有关，但自由主义并非本质上是与上帝信仰相敌对的，甚至从自由主义的思想与制度的演进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自由主义与宗教信仰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宪政制度的一个渊源就是中世纪的教会体制，英美权利宪章背后有着悠久的高级法即自然法和神法的超验价值的支撑。

杨鹏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词汇——“有信仰的自由主义”，我觉得他道出了自由主义的根本特征，即自由主义应该包括人性的尊严、权利的保障、宪政的秩序、自由的生活，这一切最终都系于人要过一种精神性的信仰生活，上帝信仰问题对于自由主义来说，不但不是一种障碍，而且是一种提升，一种维系个人世俗生活不至于沦落为动物性的文明力量。因此，有信仰的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得以持续发展并保持其生命活力的根本。

遗憾的是，中国百年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并没有深刻地意识到上帝信仰与自己生死与共的关系，而是一味沉迷于启蒙时期浅薄的自由主义，把反神权的理解教条主义化，以为自由主义就是固执于个人权利本位，以自我为中心，殊不知启蒙时期的自由主义只是自由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特殊的阶段，没有信仰的自由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一种初级形态，有信仰的自由主义，把个人权利和自由与一种提撕人向上的信仰力量结合起来，才是自由主义的根本，才是自由主义的思想与制度得以存续的基石，才是人性尊严得以坐实、权利与自由赖以捍卫的凭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杨鹏此书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具有格外重要的警示价值，固然当今思想界畅言的启蒙与再启蒙是必要的，但今天的启蒙已经完全不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了，知识与理性也并不是不为人们所知晓，今日的反思启蒙，所迫切需要的乃是如何在权力嚣张、道德沦落的境况下，重新捍卫人性的尊严和自由公义的生活，而这不仅需要理性和知识，更需要心灵的净化与力行的精神，这些显然需要信仰的支撑，需要上帝信仰这样的灵魂之提撕力量。

“上帝在中国”这样一个命题的提出，显然就不仅是一种历史知识论的源流考辩，即梳理出古典另类文学中国时期的上帝信仰是普遍存在的，并灌注于儒释道的思想源流之中，而且，我认为它对于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则是富有挑战性的，它从一个更为广阔的思想背景下，提醒自由主义不能仅仅只是批判传统，而是要如何接续传统，即把传统中国的上帝信仰问题，置入自由主义思想理论的内在理路中，并发扬光大，形成一种基于中国历史观的有信仰的自由主义，不再羁绊于启蒙思想的浮萍。

我认为，在上帝信仰问题上，新儒家、中国的基督教，乃至自由主义，是存在着共同公约数的，即大家都认为中华文明需要一种上帝信仰。信奉一种超越的价值，有益于克服人性的堕落和权力的暴虐，有益于培育道德伦常，有益于建设一个文明、和睦、仁爱的社会，有益于破除激进主义的虚无主义。这些对于启蒙思想、新儒家和中国的基督教思想，都是值得深思的，而且中国丰厚的古典思想传统，隐藏着灿烂的宝藏，返归传统，是重新上路的必要功课。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仅仅是古代的上帝信仰，还远不能支撑一个现代国族和现代社会的文明构建，因此，争论和思想的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在如何看待耶稣问题上，基督教的上帝信仰与儒家的上帝信仰，就不可能化约为一体；而在如何保证个人自由权利方面，自由主义与基督教也是存在着原则性的歧见的。不过，这些思想形态乃至心灵深处的纷争，在日益现代化的当今世界，随着现代性的弥漫，完全可以和而不同，通过交叉共识和协商理性，得到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