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大陆作家的幸运与困境

或许，写作，是仅存的无法通过“大数据”分析获得捷径的体验。很简单，因为作者无法预见到他的读者。

当作者坐下来，面对着一个厚厚的摊开的空白记事本，自然而然地被本能驱动开始书写，你无法预测到你的读者是谁，是大学教授，是家庭妇女，还是小城青年。正如艾米丽·迪金森说自己的诗“是我写给世界的信，这世界从不曾回信给我”。

写作因此也是一种落后的手工艺。在这种环境当中，作家享受怎样的特权又经历如何的失落？我的演讲题目是《大陆作家的奢侈与困境》文学名著，而我谈的，其实是我自己在写作上经历的幸运和困惑。

我曾经和一个法国作家聊天，我说到现在在中国纯文学写作的矛盾——另外从事一份赖以为生的工作，来获得经济保障，这样压缩写作时间，却确保了写作的相对独立；如果专职写作，确实获得了大量自由，可是为了生存，写作就不得不考虑市场。

她笑笑，说：“Welcometotheclub。”——我以为别具中国特色的困难，其实在西方世界的写作中早就持续了多年。

当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觉得对于艺术家来说，贫穷是种美德。我崇拜的作家全是贫穷的：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爱伦坡等等。我听说谁是畅销作家，就像听说谁嫖娼被抓，或是被秃头富翁包养的女大学生一样——是一件非常耻辱的事情。

金钱是生活之需，可也是必需之恶。

后来我看到卡夫卡的一篇短篇小说，很著名，叫做《饥饿的艺术家》，讲到一个艺术家在笼子中表演饥饿，起初他大受欢迎，后来被遗忘，无人喝彩，最后，人们在茅草堆里找到了奄奄一息的他。

这是再现实不过的寓言，贫穷与道德上备受尊重并不直接挂钩，它有时仅仅意味着贫穷本身。

这说明社会重视文化么？不，恰好说明社会是没有文化的，所以需要的是从落满尘土的抽屉中找出“作家”，把他们摆到架子上，为社会增加一些虚幻的自我满足，就像企业家办公室的书架上往往摆着从不曾开封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当作家“装饰”的使命完成，又被放回那个被遗忘的抽屉中。

大陆作家的第一点奢侈，就是在创作条件上的奢侈。第一、是因为读者市场大，纯文学固然是小众之小众，孤独之孤独，可人群中同样渺小的比例，放在香港台湾也许是两千人，在大陆就是两万人、甚至三四万人，在这一点上，大陆作家是幸运的。

第二、是创作类型的多样。在大陆，各种行业的划分还不够细化和专业，我所认识的大部分作家都有被邀请从事和单纯文学无关的工作——策划电视剧、写个话剧剧本、编个电影，等等。

现在，我怀疑唯一大量阅读小说的人，除了出版社编辑，就是各类影视公司的策划，但凡情节性强一点的小说就被买走影视改编版权，竟意外地显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热闹来。

第三，是社会对于“文化”的推崇。文化打了引号，是因为那并不是真的文化，而是社会想象当中的文化。

比如我，就曾经做过两三个广告。这并不是我引以为傲的经历，也并不说明我的走红，只是折射出广告公司的心态——找了一个歌手、找了一个模特，好像缺点深度，那就再找一个作家吧。因此经常可以看到作家或是文化人士出现在各种古怪的商业场合，牵强地由文学、艺术谈到钟表、酒水。

这说明社会重视文化么？不，恰好说明社会是没有文化的，所以需要的是从落满尘土的抽屉中找出“作家”，把他们摆到架子上，为社会增加一些虚幻的自我满足，就像企业家办公室的书架上往往摆着从不曾开封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当作家“装饰”的使命完成，又被放回那个被遗忘的抽屉中。

这固然是可笑的，可在客观上，也让作家进入了商业社会，有了物质上更为丰富的可能性。

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悲剧当中，也生活在不同身份所囚禁的人性监狱当中。这些都是创作的绝佳素材。

大陆作家的第二个奢侈，就是题材的奢侈。

尼采曾说，最适合创作的，是两个时代交界的裂缝当中。现在，我们正处在这样的裂缝中：新的技术对抗旧的技术，新的道德对抗旧的道德，新的伦理对抗旧的伦理。

一切熟悉的变成陌生，作家如孩子一样新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

而无数荒谬的事实喷涌而出，就像火山喷发过的地方植物长得格外茂盛。

我前两天看到的新闻，一个21人的犯罪团伙假冒身份，招矿井黑工，然后锤杀工友，骗赔约。这现实的残酷远远超过电影《盲井》所呈现的。

而在现实的丰富当中，人的身份也呈现出多样性。

印度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曾经形容：“一个人可以是意大利人、女人、人权主义者、素食主义和经济保守主义者、爵士乐迷或伦敦居民，其身份犹如阳光下的三棱镜，随着镜面的转动，将会反射出不同的光芒。”

而身份转换的多样，在当今中国大陆格外明显：一个公务员，自己面临着房子被强拆的现实；一个志得意满，代表全亚洲，和克林顿交好的著名主持人，改天就被调查。

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悲剧当中，也生活在不同身份所囚禁的人性监狱当中。这些都是创作的绝佳素材。

日本作家安部公房有个短篇小说，叫做《砂丘之女》，讲的是一个名叫仁木的男人，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瓶中，身边只有一个女人，瓶口源源不断落下沙子，他必须不断铲走沙子才能让自己不被活埋。无望当中，他决定开始写作。

相对于西方社会已经相对固定的平静的生活，中国社会更像这个瓶子——源源不断的沙子落下，让人愤懑与绝望中，有更多的创作动力。

我曾经看过几个大陆的创作者试图改变伍迪·艾伦的剧本，伍迪·艾伦笔下中产阶级的忧愁，改编之后，变成了小市民的撒泼扯皮，非常糟糕，非常难看。没有稳固的中产阶级，虽然生活在城市，人际关系和伦理还是农村式的，该怎么去书写？

按照上面的说法，中国作家享受创作条件和题材的无比丰富，按理应该是创作的井喷，可为什么现实并不如此呢？下面我想谈谈我理解的大陆作家的困境。

第一点困境，恰恰是因为题材的丰富。

荒诞、悲惨、吊诡的现实像是作家的迪斯尼乐园，大量的新闻让作家有了书写的热情。比如之前黑龙江的孕妇猎艳杀人案，还有更早的河南洛阳性奴案等等。可悲哀的是，被艺术改造过的版本，往往还无法超越一则社会新闻。

令人目眩神晕的现实让作家丧失了判断题材的冷静，一味地铺陈荒诞的现实，结果既丧失了文学上的美感与深度，也无法超越现实的惊心动魄。

作家要做的，应该是对这些新闻保持柳下惠一样的冷静，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经过它们，鉴别它们，穿越它们，远离它们，最后才能抵达更深层的真实，抵达时代的核心困境。这是对作家技术与心态的双重挑战。

第二点困境，是真实生活的缺乏。

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大部分作家，如莫言、余华、韩少功等等另类文学作家，早年都居住在农村，书写熟悉的土地。后来，随着成名成家，他们的生活环境转移到城市，然而，几十年过去，作家进入作协、进入大学、进入文学馆。城市对他们来说更像是居住环境，而非创作土壤。白领的生活、都市的情感、商业的规律，都是极其陌生而疏离的。

而且，很多作家对于城市/乡村的关系依然是托尔斯泰式的：乡村的、自然的就是好的，都市的，现代的就是坏的，因为无法客观平和地去描述他们所处的环境，也无法对他人的生活过度关注和认同。

第三点困境，是最艰难，也最无解的，是生活体验的支离破碎。

刚刚谈到作家很难书写城市生活，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中国城市的文明结构还没有形成。我曾经看过几个大陆的创作者试图改变伍迪·艾伦的剧本，伍迪·艾伦笔下中产阶级的忧愁，改编之后，变成了小市民的撒泼扯皮，非常糟糕，非常难看。

没有稳固的中产阶级，虽然生活在城市，人际关系和伦理还是农村式的，该怎么去书写？

另外，我之前也和朋友讨论：为什么书信、诗歌、乡村，这些就是文学的，微信、电邮、写字楼就是不文学的？张爱玲贴着现实却写男女含蓄的调情，旗袍下露出的脚踝就是文学的，现在人贴着现实写，陌陌搜一搜附近的人，勾搭，一夜情就是不文学的？

我觉得，是因为当下人们的生活体验变得支离破碎，所有的情感不连续的，所有的表达是单一的，所有的陪伴都是短暂，爱情都是模仿。

正如米兰·昆德拉所写的：“历史的加速前进深深改变了个体的存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个体的存在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同一个历史时期里进行，如今却要横跨两个时期，有时还更多。尽管过去历史前进的速度远远慢过人的生命，但如今历史前进的速度却快得多，历史奔跑，逃离人类，导致生命的连续性与一致性四分五裂。”

作家如何从琐碎而毫无美感的生活体验中，拼凑粘贴出完整的人性，导演出起伏隽永的戏剧、还原出亲密的生活方式和情感，这是书写当下最大的考验。

作家永远是少数，他们从奢侈中挣脱出来，从幸福中挣脱出来，跳入困境之中，跳入痛苦之中。

最后回到演讲的开头，我说写作，尤其是小说的写作，或许是少有无法用分析“大数据”去解决的工作。或许，这种结论也是我的痴心妄想，写作这件事在几十年之后也许就进化或退化成完全不同的形式。

我们总是抱怨一个社会失去了诗意的审美，我们总期待一个时代是文学的、艺术的。或许，这些期待只是一厢情愿的空洞幻觉。一个诗意的时代真的出现过？或许，不曾有过。

所以，作家永远是少数，他们从奢侈中挣脱出来，从幸福中挣脱出来，跳入困境之中，跳入痛苦之中。如同佩索阿的诗：

“我将永远是一个阁楼上的人，

我将永远只是那个有道德的人

我将永远是那个等着在一个没有门的墙上开门的人，

在鸡笼里唱着无限之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