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中日之间不能重蹈覆辙

准备之一，是我的一个中国友人再三问及而我本人此前并不十分清楚的问题：

“你一直在阅读鲁迅，可是你最初阅读鲁迅作品是在几岁的时候？当时你读的是什么作品？”

对于这个问题，正确的回答是这样的：我最初阅读的版本确实是文库版，因而委托书店的友人对岩波文库的鲁迅译本实物进行了调查。那是《鲁迅选集》（佐藤春夫、增田涉译，1935年版），我于1947年升入村里刚刚成立的新制中学时，作为贺礼从母亲那里得到了这本小书。当我在当时体制下的国民学校上五、六年级时，母亲曾送给我《尼尔斯骑鹅历险记》和《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我曾多次写道，在我来说，这是自己“与文学的邂逅”。

有人则对此发出怀疑的声音：连教育都没接受过的农村妇女，怎么会有那样的书呢？虽说没有直接反驳，可我一直在想：你为什么不试着想象一下那位不曾接受过很高教育、闷在家里心情并不舒畅的女性的实力呢？

就是通过这样一位女性也拥有的个人关系，得到并阅读了在她生下我那一年刚刚出版的岩波文库本，两年后发生在卢沟桥的冲突、侵占南京……在接下去的战争年月里，只能将此书深藏不露，这时才将这本书送给为能升入中学而欣喜若狂的我的吧。

嘱咐我阅读的是篇幅短小的《孔乙己》（在汉字旁标注的读音为kuniti）和《故乡》。暂且不说广为人知的后者，母亲之所以选择前者，或许是在逗弄我吧？当时，父亲已经去世，我正为国民学校关闭后自己的去向而愁眉不展。

下面我引用标注了读音的竹内好的译文：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syenhon）酒店里当伙计。

我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在两名男女学生的出色翻译中进行对话时，女生袁霁月朗诵的“我的童子——读《愁容童子》”的诗歌非常出色。

我目前完成的三部曲为《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和《别了，我的书！》（都是讲谈社文库版）。读了这三部曲里的《愁容童子》中译本后，这位女生作了一首评论性的诗歌，觉得作为生活在森林深处的永为孩子的“童子”，与年岁尚幼的自己亦有重合之处，随着年龄的增长，少女即将告别无邪的世界，进入“人类的凶恶与贪婪”也在等候着的社会。我由此缅怀起为我讲述了这种传承故事的阿婆和母亲。

在调查鲁迅日译本何时来到我家的过程中，我决定做一件事，那就是其后在南京访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此前商量时我曾表示，如同我引领海外作家前往广岛的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时对他们所说的那样，作为“观看者、倾听者和写作者”，我希望用更长的时间去观看和倾听，而在动笔写作以前，不打算立即发表讲话。江苏省负责接待的那些工作人员按照这个原则进行了安排，在参观那一天，得以仔细聆听了同为幸存者的夏淑琴女士和姜根福先生的叙述。自从第一次接触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详细报道以来，我一直没有忘却夏女士的名字。使我再度感受到锥心般疼痛的，是得知将她写成“假冒被害者”的书籍在东京出版、夏女士为此提起名誉损害诉讼之时。

看起来这像是一场个人的战斗，69年前因“人类的凶恶与贪婪”而造成的创伤尚未愈合、一直怀着这种记忆的老太婆，在对国家规模的偷换历史认识概念进行着抵抗。在倾听她的证言时，我当然感觉到了痛苦，同时（与对广岛和冲绳问题相同），还强烈感受到经过苦难磨砺的人所体现出来的人的威严。

翌日文化博文排行，我出席了以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的教授为首的七位专业研究人员的讲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研究的多面性以及他们所关注的普遍性。这些学者在研究中努力摒弃政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

确认埋葬遇难者的各种掩埋队的详细人员统计；当时滞留南京的少数欧美人士拯救了为数甚多的中国人事宜；有关日本人加害者在南京事件前后的个人研究；在所受苦难尚未得到赔偿的情况下，幸存者长年以来的仇恨逐渐化解为宽容的过程；中国的年轻人与此相反的日本观，等等。

这些研究旨在期盼现在以及未来的和平。我在思考一种意义，那就是不再将对过去的认识推诿于别人，而由年轻的日本研究人员参与到这些研究中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