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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这是一个除魅的时代，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是一个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的时代。然而在我们的社会，这依然是一个名教统治的时代，圈层明显、口号先行的时代。书写是一种权力，命名具有不可估量的象征意义，命名的形式是提口号和贴标签。近年来，“80后”批评家为何难冒头的话题，一下子成为热点，引发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随后在一批“全国最有影响的批评大家和知名作家”的全力支持下，《“80后”批评家文丛》被隆重推出。虽然出版方一再强调“助推”和“全面反映”等字眼，学界也好评如潮，但也难免让人产生操纵的怀疑。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两场文学研讨会（“阎连科创作研讨会”、“韩少功《日夜书》研讨会”）。大牌云集，“时代”“写法”“身份”是被反复提及的话题。各位前辈的精彩发言，触发了我的思考。会上还推出了“最年轻的批评家”，一直觉得自己还年轻，一不小心就被代表了。于是我也想以“90后”的身份，谈谈对“身份问题”的看法。
我们这代人，曾有教育家这样描述“他们不是另一代人，他们是另一种人”，“90后”的行为方式、身体观、道德观、名誉观甚至沉默，都是完全陌生的。但我认为，虽然作为出生在信息化兴起之时的一代人，比以往任何人都相信网络是我们的标志。在技术发达、市场强势所导致的紧张和忙碌中，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回眸历史、思考意义。追求消费的快感和快餐式的娱乐意义替代了历史使命感和道德诉求，传媒的庸俗冲击了书写的严肃。但我们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声称拒绝崇高，排斥中心；另一方面却通过网络贴近社会发展，关注个人命运。
而“50后”呢？研讨会的两位主角阎连科和韩少功都是“50后”作家，与会发言的评论家主体也是“50后”，开篇提到的批评大家和知名作家也大多是“50后”。“50后”这个群体有一段特别的人生体验，如书中提到的，他们大多数经受过“生存困窘”和“身份缺失”的双重压迫。高考恢复后，他们激动不已，如获新生。在大变革的80年代，他们走进社会并且成为主导，激情燃烧，高唱着“光荣属于80年代新一辈”。“50后”是苦难的一代，也是英雄的一代。
“50后”曾经也写出了无数振奋人心的作品，这个单子可以列得很长。强调时代使命感和书写历史是他们的标志，也是其存在的方式。这是在长期的政治生活和理论批评的影响下形成的本能反应。就像“90后”相信网络一样。应该说在他们创作的早期——苦难的书写和历史的反思——是真实有力的。今天，我们回头去读他们写于上个世纪末或本世纪初的作品时，依旧会感动。
但“50后”近些年来的作品，不得不说大多太难读了。无论是学术批评还是文学创作，多少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追求技巧、渲染问题、满纸充斥着好话、空话和赌气话。就以小说《炸裂志》和《日夜书》为例，二者都被烙上了表现历史、书写时代的印记。作者意图深入社会方方面面与触及人性深度，进而实现大时代书写。但是，在匆匆的历史叙事中，多少存在概念化书写、主观先行的问题，人物在时代和道德的框架里走不出来。时代感是一个幻象，过多地强调时代感容易遮蔽细节。书写脱离世俗，文学被抽象化并且摆上高台，作品必然难以激起读者兴趣。任何作品都有一个潜在的书写对象。作为通俗文体的小说创作和小说评论——如果也有预设——限定读者群体是不是不太妥当？有些“50后”的作品读起来并不让人舒服，似乎是专门写给文学奖的评委看的。作家有自我表达的自由，可问题在于，忽视其他群体的个人体验和情感需要，一意孤行地创造自己的风格或者义无反顾地取悦权力话语，其结局必然是缺乏交流的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和自我炒作。以上种种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诚意。
作为话语的主导者，“50后”大多拒绝“80后”、“90后”的通俗写作。虽然他们也认为“郭敬明‘文学王国里的小太监’，韩寒‘一把破损的旧钥匙’，春树‘性、谎言和没脑袋’”这样的批评太过火——涉嫌人身攻击，但是“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是在挑战作家道德底线”这样的判断大致能代表他们的主流意见。与之相应的是，通俗文学的研究一直处于边缘，流行文学、网络文学研究的学者缺少发言权。我只想说：在当下人眼里，美国电影、日本动漫以及韩剧同经典文学有着同样的地位，有时候甚至胜过经典文学，日常生活和娱乐快感被赋予了重要价值。而一些所谓的名家之作、经典之作，却被大众弃如敝屣。无论学界如何评价韩寒、郭敬明、步非烟、唐家三少等通俗作家和网络写手，单凭他们能靠自己的版税吃饭这点，就值得我们很多人肯定和学习。反观一些成名已久的文人，满嘴跑火车鼓吹“文学已死”一类的惊人论调。很难说这是否与“50后”由受害者蜕变为主导者的身份转变——成为行政干部和知名批评大家——有关？在“受害者”和“主导者”的心理影响下，“50后”有时候会不自觉地将其历史经验上升为一种价值判断，更有甚者将其拔高为社会标准。然而，对大时代的强调和苦难的书写，以及对于大众文化中的“小时代”的拒绝，这些都构成了对“90后”的一种变相否定。苦难的书写和建构真能击退工业劳动对人的异化和传媒的平庸吗？
时代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操纵、糊弄和媚俗像雾霾一样笼罩在文学世界的天空，如何消弭年代和身份的间隙——促成各代知识分子和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对话——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高高在上或者满不在乎，都不是可取的交流态度。护犊心切是人之常情，然而一个真正的优秀评论家或者作家都是要拿好作品说话的，不是靠体制培养出来的，也不是通过圈子推出来的。在缺乏对话的情况下被贴标签和被代表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最好的局面当然是通过文学作品、文学评论搭建一座平等对话的桥梁。如若不然，面对“自大与好古”的现代文人，唯有以一句“Who cares!”作为回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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