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谈论国足其实是谈论中国

难道不是吗？纵观过去十年言论史的演变，许多话题前两年还能畅所欲言，后两年就突然变得敏感。又有一些过去还碰不得的沉默黑洞，会渐渐转化成人人参与的新开发区。惟有足球，不随风向转变，永远自由，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只有在足球上头，一个人可以公然推许日本，而不怕被人骂做汉奸。也只有最新文化资讯这个领域，你甚至能宣称自己绝不支持自己的“代表”，却不用担心人家用爱国的大旗把你压死。

于是中国足球超载了，成为全民情绪的宣泄口，也变成了大家检视中国诸种问题的透镜——试着用它去看那些其实和足球没有太大关系的毛病。非常惭愧，身为媒体一员，我也不能免俗，总是想用足球去说些足球以外的事。

例如前几个月闹得陆港矛盾急剧升温的“游客街头便溺事件”，当时大家都被自尊心和怒火蒙上了眼睛，争辩文明与宽容的问题，以至于看不见一个很基本的事实：那个在马路边方便的不是大人，而是小孩。这个区别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多数内地人都不可能容忍一个成年人蹲在城市街头排泄；但要是换了小孩，或许就有不少人觉得情有可原了。这让我想起多年前第一次在深圳搭地铁的奇遇。那天，我看见脸色疲惫的城市白领主动让座，本来我应感动，并感慨人民素质的提升；然而我却惊得以为自己正在做梦。因为那位先生让座的对象不是孕妇，不是长者，也不是伤残人士，而是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会让座给小孩（同类事件后来我还见过很多次）；国史上也大概只有今天，小孩得到了老人才配得上的待遇。

我们对儿童如此照顾，对孩子如此“尊重”，也就很难怪高考期间，长大了些的孩子就该配上“文武百官至此下马”的肃静回避了。这和足球有关吗？恐怕是有的。日本小学生穿着短裤在下雪的冬天里踢球时，有些被当做老人看待的中国学生居然不能带足球上学，因为家长怕他们受伤，怕他们耽误学业，而学校怕担上责任。

又例如，深圳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前三年，一位后来因为贪腐而被捕的官员找了我们几个文化人座谈，想让我们为这次盛会的宣传和开幕式献策。当时好像只有我不识时务，反对把钱花在这些事情上头。我的建议是，与其耗费放烟花盖巨蛋，还不如多在社区增建体育设施，把全市人均运动时数和人均体育空间的提高当目标。这事也和足球有关吗？恐怕是有的。因为当荷兰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每周都踢两场比赛的时候，中国不少城市居民竟连球场都没有亲眼见过。

中国要用举国体制培养能拿金牌的少数专业运动员；其他人口比中国少掉太多的足球大国，则以从小到大的全民参与，以及充裕的场地和时间，发展出真真正正的举国足球。换句话说，至少足球这种运动，人家和我们是平等的，因为他们也举出了全国之力，尽管他们没有我们的体制。

既然如此，又为什么曾经有段时间，中国足球在世少赛和世青赛上都有不错的表现呢？又为什么，那些在青少年阶段踢得很好的球员，长大成了大国脚之后，反而又都不行了呢？我猜这可能就真的不是足球的问题了，这叫做社会的错。请想想看，在校际比赛里头，一间学校用初中年纪的球员来踢你的小学生，再用高中年龄的球员来踢你的初中生，他能不赢吗？能不成为“足球名校”吗？等到大家的身体都成熟了，虚长的几岁再也比不上真实的技能，那时候才见得真功夫。

已转行打高尔夫的邓乐军曾入选1991年世少赛的最佳阵容，与意大利的皮耶罗同获“希望之星”。后来，他在“国安”和“鲁能”都有过辉煌的岁月，但始终让人难以相信这就是那个曾经力压皮耶罗的天才少年。再后来，我才看见报道，当年他俩对阵的时候，皮耶罗16岁，邓乐军22岁，后者被人虚报了年岁。讲到这里，我想我也开始明白那些不愿再谈国足坏话的球迷的心情了。因为我们很难弄得清楚，这究竟是在谈论足球，还是在谈论中国。难得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我们还是莫谈国足，闭嘴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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