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讲两岸大学语文 意识形态影响课程设置

解放前后最新文化资讯，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中文系悄然发生着改变。1948年解放军进城时，北大中文系开设有42门课程，第二年只剩下11门。不仅课程，中文系的师资也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当时，全系讲师以上的教职人员共有28人，而其中原属于北大的教师只有8人，其余则都来自清华、燕京等大学。同时，北大中文系的教育观也在变化。最耐人寻味的改变便是校庆的时间，由建国前的12月17日调整为5月4日。校方当时的解释是：12月是冬天，而5月是春天。不少人对这个解释感到勉强，各种揣测一时甚嚣尘上。其中，有一种揣测是，12月17日恰好是老校长胡适的生日，而胡适在建国后的形象，已经由进步人士转变为美蒋走卒。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收复了台湾，把日据时期的台北帝国大学改为“国立”台湾大学（以下简称台大）。而台大中文系，正是从1945年国民政府收复台湾之后才建起的。台大中文系的建立使得台大逐渐走出日本殖民教育，不仅改变了台大原有的教学语言、学术传统，更改变了整个意识形态。有趣的是，台大中文系师资力量中的很大一部分源于北大，甚至整个中文系的班底就是出自北京学术圈。直到十几年前，台大中文系的风格依然可以看到老北大的影子。

而香港中文大学（以下简称港中文），当时所处的是另一种体制系统——英国体制。港中文的创立对应香港大学，两所大学恰成有趣的对比。1963年，新亚、联合、崇基三所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港中文中文系的创建，学的不是香港大学，而是民国时期的大陆高校的中文系。“香港大学的中文系相当于英国大学的汉学系，文学、史学、考古、艺术融为一体。直至今日，外国大学的汉学系也都是如此。”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个世界”的意识形态严格区分。台湾、香港重英美，大陆倾苏俄。1950年代，中国大陆独尊苏联，1960年代以后依然受苏联深刻影响。如此一来，“同样是中文系，三所大学其实都受到冷战格局的影响，这边在谈反帝、那边在说‘反共’。大学的意识形态落实到中文系，却都有自己的方向。”陈平原认为，民国的文学教育体系，在20世纪中期的三个大学中发展成迥然不同的路径。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不难看出它们当时的路径与取值。

北大：民间文学成为主流

北大的情况，和当时大陆其他的大学是一样的。1950年中央教育部出台了规定，“新文学”必须作为专门的课程开设，而且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领导小组。这个新文学课程两年后改为“现代文学”，在当时实际上是服务于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且当时大陆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各个中文系的老师必须是党员。

然而，于1950年代刚刚崛起的现代文学教育，在1960年代便备受压抑。除了鲁迅，绝大部分作家都被揪出打倒。“为何现当代文学老师都有强烈的政治热情，喜欢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因为现代文学的发展和政治背景实在是关系密切。在北大，现当代文学老师远远超过古代文学老师，也足以可见，大陆中文系对现代文学相当关注。”

除了现代文学，北大中文系还开设了文学理论课程。为了贯彻主流的意识形态，1950年代以后，大陆所有中文系都要开设这门课，以探讨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贯彻到文学理论中去。1954年，北大中文系文学理论课开班，授课教师是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毕达可夫。那时，各个大学都要派人来听这个班，回去之后再各自编写教材教给学生。还有一门名为民间文学的课程，也有人称之为俗文学，两者区别在于民间文学只讲口头文学，俗文学还包括书面文学。1950年代以后，民间文学成为主流的中国文学，这也是中国大陆中文系的主要课程特点。

台大：左翼文学不能讲

另一边，台湾当局的政策决定了他们抗拒大陆所提倡的现代文学内涵。尤其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是输在了“宣传”，输在没有控制住1930年代的意识形态。因此，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在1950年代以后，遭到了台湾学术界的排斥。陈平原认为，“当现代文学在北大中文系起伏不定的时候，台大中文系却波澜不惊”，稳定地处于边缘地位。在1987年解除戒严之前，台湾当局不容许出版左翼文学书刊，也不能提及鲁迅，就只能讲胡适和徐志摩。

尽管对现代文学很是抵触，台湾各大学的中文系却十分尊重传统，重视古典。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大课程为例，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大一国文”课程。“大一国文”是为所有大一新生开设的课程。可以说，真正把国文传统重新建立起来的，是当时的台湾。从一开始，台大校长傅斯年就强烈坚持要守住中国文化的命脉，因此台大中文系的教授几乎都教过“大学语文”。直到今天，大学语文依旧是台大的必修课程，不管什么专业，每位学生一定要修四到六个学时的“大学语文”。

1952年，因仿照苏联体制走专业化道路，大多大陆学校不再开设此类课程。直到“文革”结束，在苏步青、徐中玉、匡亚明等学者的努力下，“大一国文”于1980年恢复开设并更名为“大学语文”。但大学语文课仍然办得不尽如人意，即便是北大、清华，地位也只是选修类课程。

当时，台大还有一门很有意思的课叫“戏曲研究”。陈平原认为，中国大陆的戏曲研究有三种路径，一是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考证派，二是吴梅为代表的强调曲律的模式，第三则是以齐如山、周贻白等为代表的强调剧场的研究。19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叙事研究的主力在大学中文系，和戏剧学院分开。戏剧学院可能会讲剧场，大学中文系则讲历史考证，走王国维的道路。相较于大陆中文系里戏剧学教授很多没有舞台经验，台湾中文系的戏剧教授很讲究舞台实践，而非纯粹做考证研究。

港中文：逐渐接受现代文学

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两岸三地最有可能跟西方汉学对话的便是香港学术界。在当时，香港大学中文系第一年的课程里，设有翻译课程。这个课程包括中译英、英译中，还包括讲授有关中国文学、历史、地理、考古、美术等领域的英文著作，以及欣赏欧美的英文艺术著作。这些在现在来看，就是西洋汉学。1960年代开始，崇基书院也要求港中文学生学习翻译和欧美研究。文学院考分最高的就是翻译学系。后来，香港其他大学也陆续开设这类课程。

同时，在海峡两岸针锋相对的当时，现代文学在香港的处境十分微妙。一方面其意识形态属于西方，但另一方面地缘、文化等其他方面，香港的课程里面没有完全排除内地的课程模式。“文革”时，大量文人涌入香港，所以香港的政治环境相对台湾要宽松得多。1956年发布的“中国中英文中学语文读物”里，初中三年的范文有87篇，其中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有37篇。既有比较容易接受的徐志摩、朱自清的作品，也有比较敏感的鲁迅作品。要知道鲁迅的书当时在台湾可是禁书。陈平原猜测，批评或许也是一种宣传。在“文革”时期大陆对左翼文学的批判下，台湾和香港激进的人士出于好奇开始关注1930年代的中国文学。因此，1930年代的中国文学在香港得以逐渐进入学界。香港对于现代文学阶段的划分，也和大陆十分一致，“就连课程讲授，也是由李辉英等南来文人来讲。”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两岸三地，台湾大学在走出日本殖民教育阴影的同时，因害怕共产党的渗透而拒斥五四新文化；香港中文大学的课程设计明显不同于香港大学，但也对大陆的政治和文化保持高度警惕。”当时，大陆大学的中文系甚少与港台学术界往来，而港台中文系之间的学者走动和学术交流却十分频繁。陈平原教授总结，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政治乱局的尘埃逐渐落定，两岸三地的学术及文化才开始良性互动，“这个时候，最大的公约数是1930年代中国的大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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