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对话余戈：把日本当做对手 学些好东西

腾冲与松山、龙陵一样，是抗战时期日军在滇西的重要防御支撑点。中国远征军自1944年5月到9月的时间里，以伤亡近2万人的代价，使腾冲成为8年抗战中收复的第一座县城。而《1944：腾冲之围》以时间顺序，详尽地还原了这场战争。

6月1日最新文化资讯，余戈与好友崔永元在三联书店对谈远征军抗日的惨烈往事。

《1944：腾冲之围》与“历史”之围

活动开场之前，崔永元与余戈被困在故障的电梯里。因此甫一落座，崔永元便从《1944：腾冲之围》的书名展开,“我刚才跟作者一起坐电梯被围困住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不光是被电梯围，还被历史围，各种各样的历史知识、历史书每天围绕着我们，我们每一个都想着去相信，每一个都没想着去伪存真。这个年代被我们赶上了”。

面对“历史”之围，余戈有自己的坚持与取舍。余戈表示，希望通过这本书，将“八年抗战”这四个字有血有肉地展现给读者。“如果一个团队来做这样的课题，可能会更好，但我没有这样的条件。如果把整个抗战史的主要战役都这么做下来，我觉得至少抗战史不会被‘神剧’了，因为不好意思再‘神剧’了。”

余戈的战史写作侧重战争技术角度，偏于理性。余戈介绍，自己一开始产生写作想法，尤其是亲临实地的时候，情绪也会非常激动。但在写作时，他不希望带入情绪。在他看来，国内的宏观战史，往往是教科书体例，不是叙事作品；而叙事作品中，则有很多演绎、抒情的成分，与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

余戈表示，自己作为军人，又是理工科背景，战争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课题、一个工程。自觉就会将一些意识形态的、情绪化的成分过滤，而仅从军事角度关注仗是怎么打的。

相对国内此类作品往往只用中国部分的史料，余戈不仅以中日之间的史料互参，还包括美国、英国等第三方的资料印证。余戈认为就史料的准确度，“我们有七八成的准确性，日本方面基本上能达到九成，一对之后，可以互相调整、组成坐标”。“我们过去对战争缺少的是冷静、克制，我希望能够细腻呈现出战争的过程。至于借着战争去抒怀，真的不是我的目的。历史需要的不是我传达我的这份感情，而是让大家了解来龙去脉，每一天每一地发生了什么。”余戈说。

大量吹牛的假电报

在《1944：腾冲之围》中，余戈延续了由其首倡的“微观战史”的研究写作方法，不仅爬梳各类战斗详报、地方史志、新闻通讯、战地电文、亲历者回忆等材料，而且8次前往滇西战场，对照军用地图，深入田野调查，还原了腾冲收复战中的基本所有战斗。

现场有读者请教写作方法，余戈表示，自己并不是因为找到了某个亲历者或某些材料，以点带面地开始工作。“我的工作相当于一把针掉在地上，我一根一根得都找起来，找到一根画一个钩。我先限定这段历史大概留下了哪些史料，先有这样一个图景，然后带着目标去找。虽然不可能做到把所有存世的史料都找到，但是基本上没有漏”。

余戈表示，本书之所以写了80万字，在于国内史料的基础性太差。“老兵乃至到团长这一级的，内战以后大部分都是在县以下的地方。人微言轻，即便是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也没有机会留下自己的经历。县一级的文史资料往往做得很糙，里面有问题，但对还原历史有价值。这就需要一个史料批判、甄别的过程。我不希望把甄别变成仅仅是我自己的取舍，而是让读者知道，有时候会把两种或者多种说法都呈现出来”。

除了史料质量的原因，在收集过程中，余戈还发现，官史中都存在许多弄虚作假的电报，这又成为一个需要甄别的对象。1944年5月5日，卫立煌要求每个参战将领的战报一定要准确，余戈最初看到这个要求的时候，还没当一回事。但通过56军的作战日志中留下的每日上下往来的电报，与实际情况的对比，他发现了问题：“6月2日并没有拿下位置，但电报里早就提前报了上去。”

“前一二十天充满大量的虚报、早报、谎报，基本都是故意在吹，最好的部队、最老实的将领都没有免俗。乃至战后整理的战斗详报，都没敢用电报的内容。最后没有办法圆谎，只好一点一点收缩，后面才变得老实了。”余戈描述。而在他看来，电报作假的原因是在于邀功：“完全不了解敌情的情况下做了最乐观的估计，如果早点报上去，就可能受到表彰。”

“看着一个一个老实人发的假电报，我常觉得这些东西跟我们当下感受的东西太一样了，中国人就没变。”余戈说。

“把日本当作对手，但是要学习对手好的东西”

崔永元表示，看抗日雷剧长大的年轻人，在看余戈的书的时候，可能会对他们的思想造成冲撞，比如书直言日军的战略战术要高过国军。

余戈表示，自己在写这部分时，内心也比较难受，“不能含含糊糊地说这是因为日军装备比我们好，我们的物质力量不如人，绝不是这样子的，某些时候我们甚至物质力量是超过他们的。但是他们综合素质的出色，是过去我们不愿意面对，往往找一个大而化之的理由把它带过去。这本书上我把它整个呈现出来了。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不然就是自己欺骗自己”。

余戈介绍，日本人在腾冲战场表现得如有神助，时间总是快一步，“让你觉得你在接受上苍的捉弄”。但这种捉弄，背后仍然是自己的问题。1943年2月，远征军一架运输机在腾冲失事，日军在飞机上抓到一个少校，缴获了远征军指挥系统表的密码本，而后由此密码本连带破解了其他密码。

余戈分析，滇西反攻势，日军只有6个半部队的力量，也就是7000到8000人，而远征军方面是12个师，每个师按照七八千算的话，是七八万人。以一抵十，日军靠的是“耳聪目明”，“他们知道哪个渡口会是你的主力，就把军队摆在哪儿。这个仗还没打就已经输了”。

在远征军方面，一直以为内部有日本的大卧底，直到1969年，日本防卫厅公布了战时史，才知道缴获密码本的事情。与电报相应的，在战争结束后，中日双方对战史的总结，都有掩饰失败、夸大胜利的心态，但对比之下，余戈认为，“日本的吹牛还能控制，我们这边做得太夸张了，没边了”。“我们可以把日本当做对手，但是一定要想办法学习这个对手，学习这些好的东西。”崔永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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