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外语观：学习“外语”是为了阅读经典

全国高考将在2017年执行高考新方案，英语不再参加统一高考，再度引发关于外语学习观的全民大讨论。回溯几十年前，当时盛行的是鲁迅的“外语观”——学习“外语”的目的是为了阅读经典，不是一知半解，而是真正读懂。这一观念在近年则逐渐被边缘化，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英语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资本。在美国这厢，绝大多数人却似乎理所当然地以为，世界上人们说的都应该是英语，这样的集体无意识往往会反映在对中国学生英语能力差的抱怨上。要问什么是“后殖民”文化现象，估计这可以算一种。

2013年11月21日，《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嘉德”（theChinaGuardian）以一百多万美金（六百五十多万人民币）拍卖了鲁迅1934年写给陶亢德一封信的手书。这封题为“致陶亢德”信的全文，可见各种版本的《鲁迅全集》。

上网，发现国内对鲁迅这封200多字的信被如此高价拍卖，也一片唏嘘。

估计很多人，看到这条消息，马上会想，不知鲁迅本人对此会作何反应。有了钱，富裕了，表情也不再麻木了，还要“启蒙”吗？若要的话，不知鲁迅会怎么说？当然这是另话。

提及此信被拍卖，主要还是因为信的内容：鲁迅回应陶亢德关于是否该学日语的问题。从信上看，鲁迅的建议基于他本人认为学习“外语”的目的：为了阅读经典，不是一知半解，而是真正读懂。因为深知“精通”不易，鲁迅建议陶学一门“西语”；他认为，相对日本而言，欧洲有更多更重要的经典；既然学好这些语言都要花大工夫，那么不如花在一门欧洲语言上。

鲁迅的“外语观”，在二十世纪中国，其实一直比较主流。即使在由政治主导的1950年代的英语转俄语，以及后来的俄语转英语过程中，学习这些语言的人们，对自己最大的要求除了能听能说，更是要能读“原著”，并且要能读懂读好。学好外语是学好文史哲的一种延伸，好的翻译家同时就是好的学问家。

“改革开放”之初上大学读英语专业，那时，鲁迅的“外语观”仍然主流。我们的老师，英语水平比较高，教书特别负责任，集体钻研教学法，一门心思为学生着想。记得三年级时，系里给我们的“口语课”配了两位英国老师，BritishCouncil的，专门教“外国人”英语。可是，几堂课过后，我们集体去见系主任，要求换成中国老师。原因是，货真价实的老外，却让我们感觉什么都没学到；我们是成年人，无法接受让我们像孩子似地说废话。我们很多人的目标，仍然是要看懂英语文学经典“原著”。

但是，到了1980年代中期，尤其进入90年代以后，鲁迅的“外语观”及其实践似乎被迅速边缘化。

跟过去三十多年里什么都“转型”一样，学外语（尤其是英语）在中国出现了从小众（专业化）向大众化的转型；越来越多的人学英语。学的人多了，民间就有“高手”出现，比如近年来网络上的志愿翻译者，很多字幕翻得准确到位，有水平（尽管翻译的不再是西方经典而是大众文化产品）；《观察者网》登出的不少译文也翻得很好。相对而言，有些在书店里看到的西方理论书籍的翻译，却经常读来不知所云。

同样相对而言，鸦片战争一百七十多年后的二十一世纪，居然常常听到美国精英们感叹美国人不爱学外语，不了解世界，自我中心，夜郎自大。确实，与世界很多其它地区相比，美国大众“学外语”的热情一般不高；哪些外语热门往往随国家对外政策变化而变化的；至于其它文化的经典，除了大学人文学科教授，基本无人问津。

当然，美国是移民国家，不少新移民会说一门“外语”（尽管他们的后代往往只会说不识字，属于该语言的文盲）。因此，精英们的感叹姑且听之。更何况，当今中国人的英语究竟学得怎样？是简单一桩学外语的事吗？

首先，鲁迅关于读懂经典的“外语观”早已“转型”，被外语工具化的功能主义所代替。学外语似乎越来越与学问意义上的文史哲无关（与文史哲本身贬值性的“转型”直接有关）。

其次，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英语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资本。正是在这样的变化中，出现了各种学英语的“奇观”：从为低幼儿开办的各类英语班，到中小学生的各类英语辅导班，到大学生的各种英语考级，再到大学生为出国把大量时间花在准备托福或GRE考试上，以及各种应运而生的英语补习班；外加研究生，无论什么专业，都要考外语（英语为主）；还有教授升职，无论什么专业，都必须出国（主要去美国）“访学”一年。总之，英语成为升学，升职称，找工作的工具，同时便给大大小小的“聪明人”带来不同程度的商机。记得很多年前，夏天回国探亲，就有朋友不理解地问“怎么不开桌头”？每每去上海图书馆，在电脑房里，也经常看到有人在那里“猎头”，只要看着觉得是白人，就过去，结巴地用英语问，愿意教英语吗。估计可以分成。

“疯狂英语”，“淘金”之路。一门语言在一个近14亿人口的国度里如此演义，不知后人会如何书写。与此同时，在美国这厢，绝大多数人却似乎理所当然地以为，世界上人们说的都应该是英语。在大学院校里，这样的集体无意识往往会反映在对中国学生英语能力差的抱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