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的好色传统：肉体欲望与道德伦理无关

在日语里，“好色”的词语色彩与汉语中的有微妙的差别。日语的“好色”意思为追求恋爱情趣，是一种追求风雅和唯美的审美情趣，欣赏肉体欲望的坦率展现。在这种文学里，人的肉体欲望被彻底“齐物”化，与道德伦理无关。与此相关，日本也有“私小说”的传统，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郁达夫曾经那么坦诚地描写留学生的情欲，中国当代文学中陈染、林白等人直接描写女性情欲的“私人化写作”，都受了这种传统的深刻影响。

实际上，在日本文化里，从来都缺少对性的禁忌，在性道德方面也非常宽松，因而在日本文学里，一直都有“好色”的传统。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歌集《万叶集》、还有享誉世界的小说《源氏物语》，无不在歌颂男女情爱；而经历过中世纪的武士文化压抑之后，“好色”文化达到最高峰；之后，即使文明社会的规约越来越多，这种传统也没有变，只是开始分流，在唯美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等文学流派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当然，即便是同在这种传统之中，对爱与性、爱与死的关注角度和方式也有差别。川端康成和渡边淳一的差别，不言自明。这就好像同样在“发乎情止乎礼”的中国伦理文化之中，《红楼梦》和《金瓶梅》的区别一样。渡边淳一在日本被称为“现代情爱大师”，是类型文学的代表作家。

很多时候，是“死”给了一个作家被记起、被讨论的机会。这多少有点可悲，但又是可怕的真实——在求新求异方面，大众阅读世界和财富世界没什么差别，永远都不缺少新贵和新宠。那些曾经红极一时的名字，在后来者看来，要么属于博物馆，要么属于垃圾堆。“渡边淳一”这个名字，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日本人看来，就是最流行最轰动的代名词，由《失乐园》的书、电影和电视剧而引发的“失乐园现象”曾经席卷整个日本并迅速波及亚洲；而如今，在满世界的村上春树粉丝们的眼里，他们只认识和关注一个“渡边”，他是《挪威的森林》的主人公，一个孤独迷茫又带着点儿颓废色彩的年轻人。

抛开诸如物质、家庭、门第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而言，带着颓废色彩的爱情，往往只属于年轻人，无论悲剧还是喜剧，年轻人的人生底色都是纯粹而轻狂的，没有人生的教训，没有左右权衡的选择。但带着沉重色彩的爱情，却往往属于中年人，或者说中年人的爱情往往会成为“中年问题”。它天然地带有一些悲剧和伤感的因素，因为这种爱情大多是不伦的，是越界的，是充满了背叛和不安的。想一想《廊桥遗梦》、《安娜·卡列尼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包法利夫人》精彩文摘……世界文坛上此类作品简直不胜枚举，几乎没有哪一个不带着令人悲伤的灰色调。

而以写中年和中产著称的渡边淳一的《失乐园》，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与这些作品站在一起。中年人的情感困惑和婚姻无奈，中产阶级一成不变的生活和寻求刺激的人类本性之间的矛盾，都在他的小说里有充分的体现。只是他的写作更为极端地体现了日本式“情色”——即使是在对此类描写非常宽容的日本文学界，《失乐园》也是独树一帜的。

渡边淳一一生写了130余部作品，大多都关注此类题材，甚至可以说，他在“性”和“中年问题”上做足了文章。而“死”和“可怕的真实”往往是渡边淳一手里两个重要的色彩棒，二者的颜色组合构成了他“好色文学”的情感底色：一种浓烈而疯狂的灰黑色调。“情死”是最常见的故事结局。作者对待这种结局的观念往往不是悲伤叹惋，而是赞赏艳羡的——在性爱价值观上，渡边淳一也是“变态的日本文学”中较为极端化的一个。

《失乐园》：中年浮世绘

既然是类型文学，就可以窥斑知豹、以叶见林，所以了解渡边淳一，一部《失乐园》就够了。上了点年纪的中国读者，大多对《失乐园》不陌生。它1997年由日本讲谈社出版，1998年翻译到中国。据相关统计，在很短的时间内，正版和盗版的销量不下百万册。之后的电影，在中国也有广泛的传播。与中国1993年出版的带有浓郁知识分子色彩的《废都》相比，《失乐园》更关注尘世男女和世俗情色，因而显得更亲近大众——事业不顺的久木、风姿绰约的书法老师凛子都是日本的普通中年人，他们所面对的家庭困惑和情感困惑，也是普通中年人的困惑。当然，与《废都》此处略去多少字的中国式含蓄相比，《失乐园》的性描写也更直接更赤裸。据翻译者介绍，考虑到中国的文化现实，当时的翻译还不能完全做到“信达雅”。2010年，中国才又推出了《失乐园》的全译本。

有妇之夫久木爱上了有夫之妇凛子，不是欲望想象的那种一时欢爱，而是，用久木的话说，一种“充满了不安的一往情深”。渡边淳一说，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两个人会首先考虑生活在一起，但他们又结过婚，深知“即便是最炽热的爱也会因婚后浸泡于日常琐事而渐渐变得乏味，到头来，相爱的人只会成为生活的伴侣”，为了永久保持最热烈的爱，就只剩下一个选择，就是“在爱的极致时一起死去”。

《失乐园》就是这样写了两个中年人的选择，他们并非从一开始就不顾一切，家庭责任、社会舆论、情感忠诚等现实牵绊始终和他们的身体欲望缠绕在一起。他们对社会伦理的触犯，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压力和心灵重负始终都未曾削减过。只是每一次的压力都被性爱的醇美以及由此带来的两个人的心灵交融化解了，激情战胜了伦理和道德。

当然，作者在写二人世界甘甜忘我的同时，也映衬着写到了“人到中年”的种种灰头土脸——久木事业发展不顺，家庭中夫妻关系也是“左手摸右手”，而凛子作为家庭女性，在丈夫那里从未得到重视和体贴。久木的同事猝然辞世，更是成了促成他抉择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年人对死亡的恐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生命激情与自由的向往更加急迫。内部和外部的综合因素，助推着两个人走向了殉情。或许，正是因为渡边淳一某种程度上写出了这种选择的复杂性和合理性，才使得《失乐园》在他诸多的此类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他的代表作。

在日本文化里，生与死从来不是对立的，死只是生的延续。而渡边淳一也反复表达，《失乐园》不是悲剧。他来中国访问期间曾接受新浪读书的采访，他说，如果读者从《失乐园》的结局里看到了悲观，那非常遗憾，因为在他看来，那是两个主人公“爱情火焰迸发到极点，燃烧最美丽的一幕”。他强调，他写的是一个得到“至福”的中年故事。

有意味的是，在日本的文学中，中年爱情问题的解决通常都不是“无言的结局”，而是以极端而虐心到几近变态的方式结尾。在中国，则或者是张爱玲说的“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的哀婉无奈；或者是钱钟书说的“城里面的人想出来，城外面的人想进去”的纠结挣扎。

“纵使放荡，心灵也不该是龌龊的”

即便读者真的按照渡边淳一的逻辑来理解《失乐园》，这种从春天开始，在秋天落幕的爱情也只是中年人的“文学白日梦”而已。情爱从来都未曾脱离社会和人性的真实而存在，而只要是真实，就意味着在欲望和激情之外，还有理性和伦理；在人性的自然性之外，还有几千年文化和文明积淀起来的人性的规约和秩序。一个作家抱定了什么样的价值观对待这一切，往往能够决定作品格调的高低。

久木和凛子想冲破婚姻的藩篱，去获得真正的情爱，与罗密欧和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要冲破门第和家族的藩篱去获得单身男女的两情相守的爱情悲剧相比，婚姻之外的情爱选择当然悲剧性会降低，因而给人的审美感觉和美学层次也会降低一些。

实际上，即便是在日本，也有很多人批评渡边淳一作品的“感官化”，批评他过于激进的婚恋价值观。所以《失乐园》再唯美，反映中年情爱问题和人性矛盾再深刻，也因为违背了人类的理性和伦理的规约，而被纯文学排除在外。同样，读者再赞赏他在《男人这东西》等作品中赤裸裸的欲望坦诚，也并不由此会对文学的品位降格以求。在“真”以外，文学更应该有健康而积极的“善和美”。甚至有中国读者戏谑地把渡边淳一称为“情感知音大叔”，说他写的绝对不是爱情，只是“两性问题”和“欲望泛滥”。

渡边淳一写作这类小说，有职业转换的原因，也有真实的情感体验。他原本是外科医生，后来弃医从文，用他自己的话说，“从医学的角度，我看到了人最肉体的东西；从作家的角度，我看到了人最本质的东西。”二者的交汇，造就了他的创作面貌。而他在自传散文《我伤感的人生之旅》和多次的访谈中，都曾自曝个人的情感经历。他坦率承认，自己不断地在追逐新的感情，因为“只有不断恋爱才能不断写作”，而“无论是恋爱小说还是散文随笔，都可以看作是带有我个人经历色彩的东西。”真实生活中的渡边淳一，确实从来不曾缺少情爱，他曾经和一个讲授花道的老师保持了多年的婚外情关系，而这个老师因为患癌而自杀。

如今，渡边淳一也已驾鹤西去，他畅想的性自由在他八十年的生活经历中也未曾真正的实现——他并没有弃绝自己的婚姻，也并没有因爱人离去而离去。生活真实和文学真实总是有差别。

当然，无论是渡边淳一的“好色文学”，还是其他的类型文学，追求的都不是提供有关人性和命运的永恒的真实，也并不担负建立文学与现实之间的桥梁的责任，更不考虑文学需要面向永恒的未来，更多的是需要提供一种符合人性向善趋美的价值观以对抗虚无。因为这样的原因，作家在历史上获得永生的方式就会有所不同——或许，先渡边淳一一步的老马尔克斯去世时所得到的全世界铺天盖地的悼念正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老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里写了男主人公622次的滥情（当然，他写的是爱情的各种可能，而不是情爱的各种姿势），但所有的滥情都是为了51年9个月零4天的专一等待。53年后，男主人公和自己的初恋终于走到了一起，却因为霍乱爆发而不能上岸，只能永远在海上航行下去，共同迎接一个又一个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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