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逸文：中国的未来充满不可预见性

欧逸文如何为《纽约客》写特稿？他曾经说过：“我在《纽约客》主要工作是去写一些我觉得在中国特别有意思的人和事。我工作周期一般是两到三个月一篇，有时六个月一篇。这个过程中，一篇文章大概要采五十到八十人，如果文章题目比较小、范围比较窄，采访人数要少点。基本上每个故事写完，会有两百到三百页的采访文字。”对于中国生活和观察10年的经历，欧逸文说，他很确定一件事：”一个人对中国的信心度通常与他在中国呆的时间呈反相关。”欧逸文目前暂居华盛顿。

欧逸文最近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他2005年到中国时，心情很振奋，觉得万事皆有可能。“我花了很多时间四处探访，遇到各种稀奇古怪的企业家。现在，你还是可以遇到关注新形势的工民社会活动家，他们开始感到自己有了新力量，司法改革正在大力推进。”随着在中国生活时间越来越久，他也开始平静下来，一切皆有可能的豪情被现实感冲淡了。“如果我在2005年写这本书，书里一定充满了各种美好强烈的愿望，但是今天写它，书里就会包含这两种针锋相对的力量。”

对于最新文化资讯，欧逸文说，社交媒体改变中国民间社会是从心理层面的，使得人们习惯去质疑。“这有点像肌力。当你展现自己的力量，力量开始增强，你会对自己的质疑能力感到自豪起来。当它变得时髦就很难放弃了。就拿PM2.5（污染）来说，它成为中产阶级世故的一个迹象，人们开始在意自己的健康以及健康面临的风险。如果你不知道如何用你的手机来查看PM2.5指标，就会显得跟不上时代，就好像穿错衣服没跟上潮流一样。”

对于中国的未来，欧逸文认为中国故事已经过去，他在几年前就说，腐败将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现在，“人们意识到中国确实存在一些显著的问题：收入不平等、污染等等。如今所有人都已经站到了另一边，大家都宣布中国经济增长已经结束。”对于中国的反腐行动，欧逸文认为，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腐败的根源，那就是问责制和透明度。“但我觉得这种策略只能产生暂时的效果。面对政府的打击和整风行动，人们已经驾轻就熟了。”

即便对中国的未来谨慎悲观，但中国依然让他有怀念的地方，对于记者来说也是最重要的地方——不可预见性。欧逸文说，“在中国，我妻子让我出门买卫生纸，而在回来的路上就可能碰到很有意思、发人深省或有趣的事。”

下文是欧逸文根据自己2013年11月14日在尼曼基金会为纪念小乔伊·阿历克斯·莫里斯而发表的演讲改编而成。

文/欧逸文

哈佛大学的汉学家费正清在1948年曾这样写道，“中国既是记者的天堂，也是统计学家的炼狱。”对此他解释，“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相比，这里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演着更多人间戏剧，但可辨认的事实真相却不多。”六十五年之后的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着蜕变和矛盾，它对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在我们愈发急切地想了解这一切的涵义所在时，费正清的大部分描述都已悄然应验。

我第一次来北京学习中文时，中国的经济规模比当时的意大利还要小。农村仿佛就近在咫尺：大多数时候的晚餐我都是在附近的一家回民餐厅里解决的，这家铁皮屋顶餐馆经常会把瑟瑟发抖的羊栓在屋前。到了晚饭时间，这些可怜的动物就会一只只地消失在厨房里。

到了2013年，中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网民——他们活跃在喧闹、充满质疑之声却仍存在审查的虚拟空间中，中国也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亿万富翁和摩天大楼，而它的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的崛起既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同时也带来了腐败、对不平等问题的新认识，以及国内外民众的迫切呼声：谁是利益者，谁又在为他们买单？

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中国的崛起凸显了一系列无法回避的谜题。第一个疑问来自实践层面：不论外国记者还是本土记者，身在中国，我们该如何游走于各种阻碍，并减小对那些敢于发声者的伤害呢？这是最明显或许也是记者们最为熟悉的挑战之一，但我们可仰仗的工具亦适用于其他任何国家的记者们：即毅力和创造力，以及更为重要的新闻工作者心目中的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Oath）——我们决意不做任何伤害消息源的事情。

更为新奇的问题在于均衡性：新式的自由和旧式的压制，惊人的财富和持续的贫困，面对这样一个对比强烈的特殊国家，作为记者，我们需要诉诸多少文字才能描绘出前所未有的繁荣中国？

在过去两三年中，中国政府对待外国媒体的态度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折：2011年，阿拉伯之春展示了信息和组织对于那些看似稳固的政府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它使得中国领导层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

我们不再只是从遥远的国度将新闻传递给美国读者——中国不仅是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也是一个拥有无数读者的大国。它活生生地存在于世界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这种存在迫使外媒记者们必须想方设法提升报道质量。无论喜欢与否，身为外媒记者的我们现如今都已成为中国国内对话的积极参与者，我们热切地讨论着这个世界最伟大经济繁荣体中的资源和权力问题。

这是旧责任的新重复：作为外媒记者，我们始终面对着记录记忆的工作，在过去，这份工作通常意味着记录战争和异议。但在当下的中国，它也意味着记录世界上最快速的资产积累，以及成功者和失败者的各归其位——这一进程将会影响到今后的几代中国人。

我们报道的不止是一个国家，也是一出围绕着中国有意成为世界新势力的价值观之争。这是一场关于真理、责任和权力定义的无休止辩论。能着眼于当下让我们既荣幸又感到职责重大。费正清说得没错：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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