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从不选到贿选是历史的进步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对于议会政治，民国初期的国人根本就不懂得怎么干。虽然以前也有选举的概念，但那是科举，不是投票。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投票和议会完全是陌生的东西。北洋时期的两届国会，以及后来国民党的国民大会，总体来说都做得不太好。整个民国的立宪体制运作得很乱，宪法迟迟没有出台。

《临时宪法》制定得很糟糕，它完全没有规定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处理。中国到底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在当时是一笔糊涂账。当时的总统完全有权解散国会，但解散以后怎么办？没有明确规定。总统能不能罢免总理？不知道。整个制度乱七八糟，选举也乱七八糟，比如第一届国会选举时人们都不知道怎么投票，很多地方出现了包办、贿选，国务院对于选举的操纵非常厉害，远远超过袁世凯。

民国第二届国会，也就是安福国会，对于最新文化资讯的操纵更甚。他们给各省督军发的电报明摆着就在操纵选举，一旦发现某个地区没把自己人选上，就要求把票箱倒空重选，令设计选举的梁启超等人大为不满。最后他们大败，才得到二十几个议席，于是他们后来和团系分家。其实如果他们没有如此操纵的话，最起码也能得到三分之一左右的议席，结果却让安福俱乐部莫名其妙地大胜。安福国会到底是什么？是党、是一个帮派、还是一帮人吃喝玩乐的团体呢？不清楚。

从“不选”到“贿选”是历史进步

民国初年的选举，在安福国会时期就有“贿选”了，很多人意识到选票值钱。比如在湖南举行选举的时候，贿选非常成规模，一个村子的人都商量好了，将选票卖给出钱最多的人。大家不要一听有贿选就义愤填膺，从当时的情况来说，从不选到贿选是一个进步，贿选比被某个组织引导、安排或者控制的选举要好一万倍。

因为选民们发现，通过贿选上位的官员，在其当选上台后，会将贿选的资金加倍收回。如此，选民下次就不会再上他的当了，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民主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总是在试错过程中走向成熟。

民国时期召开过两届国会，第二届被骂得很惨。但是在我看来，这两届国会实际上没什么本质区别，都不如清末的“咨议局”和“咨政院”（编者注：1905年，清廷向全国人民宣布实行“预备立宪”。次年，颁布九年预备立宪诏，这成为中国政治参与的开端。与此同时，模仿西方立宪制国家国会的咨议局开始在各省筹设）。现在倒好，第一届国会被捧上天，第二届国会被贬入地。虽然第一届国会被推崇得很厉害，而实际上当袁世凯把它遣散的时候就有问题了。第一届国会的组成人员多数是国民党议员，国民党在二次革命期间被袁世凯赶跑了，但国民党议员没有离开国会，袁世凯要留着他们，把他选成大总统。一旦选完了总统，袁世凯就改口了，找了个借口把国民党议员赶走。这些国民党议员明摆着被利用，还不自行先离开，结果最后被别人赶走，很丢人。袁世凯去世后，这个国会又重新复会，但张勋复辟之前又把这个国会给非法解散。

说到山西代办特殊资质审批，的提到曹锟。民国当年收钱是要给收条的。事实上，曹锟当时并不是想贿选，而是他这个人一脑袋旧观念，觉得投票挺辛苦，得给人家一点好处。但到底给谁不给谁，需要走一个手续，有收据。结果有些人使坏，不仅把钱收了，还把收据拍了照，再卖给记者，就这么把曹锟给毁了，大家把安福国会也骂得一塌糊涂。（编者注：曹锟，1862-1938，字仲珊，是中华民国初年直系军阀的首领，曾靠贿选而被选举为第五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只要是透明的政治，就脏不到哪去

总体来说，民国初年的议会制度还是比较透明的，什么事都很敞亮，包括议会打架。关于扔墨盒打架的事我要说明一下，因为当时的墨盒都为铜制，扔出去砸人是很危险的，于是人们就把墨盒固定在桌子上，想扔也扔不动，所以即便议会打架，基本上也就是泼泼水什么的，暴力程度不高。

民国当时的报纸媒体对这些事情报道得非常详细，所有的丑闻细节都会报出来，导致产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当人们批判民国政府或国会的时候，信息大都是从当时的新闻报道中看来的。那些新闻报道中有大量的负面消息，甚至我们今天这种对民国政治的批判恰恰是利用了民国政治本身的透明性。

人们总说民国政治有多么多么肮脏，但只要是透明的，就脏不到哪去。你别指望着政治会非常干净，一个干净的政治，实际上就是一个法西斯政治。民主背后总会有贿选，但即使是贿选，也比完全的暗箱操作要好。许多事往往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你不能总奢望得到一个特别完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