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读书就是一个自救的过程

我觉得读书是个人的事，不分职业，不分地域。

我曾在台大上学，台大是台湾民主运动的摇篮。后来，我在一个出版公司做事，认识很多比我年纪大的人，都是常常买书的人，有在银行做事的，有在保险公司的，也有跟我同行的，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爱书。

出版是手工业，但有个性，历经不同组合，我们慢慢倾向于形成一个跟日本“共同读书会”比较像的组织，每次活动都有一个主题。我在读书会做了很多当代文学的介绍工作。后来这个读书会得到很多老师的支持，如林海英。我当初做读书会的初衷是一种共同的兴趣、共同的爱好，互相可以发表心得。

另外一种读书会是一种主题共修的形式。

绿茶买了一本《数字读书会》休闲连载，这种读书会是模仿日本的，后来在台湾也出现了“数字读书会”。后来还有心灵共修、互相成长的，我们现在也还在办，也会请一些学者分享读书的心得。

止庵：曾和作家张悦然组织过两个人的读书会

止庵（学医出身，著名传记和随笔作家，某出版社总编辑)：各位刚才的讲话，使我很受启发，也很受打击。因为有人说到参加读书会的年龄上限是40岁，年轻时我没赶上好机会，现在因为年龄被摈弃于外，感到挺失落。但我曾和作家张悦然组织过一个两个人的读书会，办过两次，各自看一本或几本书，然后一起谈一个下午。第一次谈的是一本书，第二次谈的是四本书，没有继续下去。

在《论语》里，子贡跟孔子说，我不想强加别人，别人也别想强加于我。孔子说你做不到，但只有一件事能够做到，即读书，因为书读完后可以分享。假如有这样一个读书会，我倒很想参加：大家共同读一本书，是大家想读的，读完后一起分享读这本书的心得。这种形式最好。我不太主张每个人都读一本书，然后到这儿来介绍。比如这个读书会有二十个人，回去看二十本书，是不太可能的事。读书最简单，就是把一本书读完再说，就这么简单。

刘柠：日本的读书会有悠久传统

刘柠：日本是一个阅读大国，这是公认的，在地铁、公共空间很多人都会自觉地捧着书读，这已经成为他们的文化。中国人的阅读量在统计排名中偏向末位，但依然有每人每年平均6-10册的数据。但我个人对这个数据有疑问。就我个人的粗浅观察，按全国平均来说肯定不到6-10册，这中间有水分或者这中间有很多实务的书。而日本是一个阅读大国。

听了大家的分享，想起我多年来往来于中日之间以及在日本生活时加入读书会经历。日本的读书会非常有传统，因为没有经历过文革这样的断裂，所以一些读书会有持续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至少有一些从战后重新发起的读书会以及学习会一直持续到现在。日本一些大作家，看他们的回忆录，都有在青年时代加入某个读书会、学习会的经历。他们有的是读书会的组织者，有的是成员，这些成员中包括他的师长、老师、弟子、同僚，是一个相互激发、互动的平台。

刚才兴文老师谈到，读书最终是个人的事，这我同意。读书虽然是个人的事，但一个人读了一本书，如果这本书非常触动人，也需要分享，分享是一种快乐，这种分享需要借助于一种通道即媒介，以这个媒介为通道或平台分享读这本书的快乐或者不快乐，然后会有互动，相互激发出主意、创意和思想。这种互动的激发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读书会、学习会非常必要。

我自己参加的读书会有三个，都与中国问题有关。一个叫做老虎会，一个叫做山水会，还有一个是在中国留学的日本人组织的学术交流会，也定期举办活动。前两个比较高大上，后一个比较草根。

老虎会里有大学教授，比如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的教授、朝日新闻的报社记者，都是中国问题的资深专家，定期举办活动。我谈一下他们举办活动的形式，如果大家都读一本书，我个人觉得意义不大，他们恰恰是每个人读不同的书，但就针对一个主题分享。而且日本人很会开会，每次会都有一个轮值主持人，他们叫干事或者总干事，这个干事来安排会议定在几月几日，在哪里开始，提前设定一个题目，每个人围绕这样一个大主题做一个报告。你要报告的题目是什么，需要事先知会干事，每个人就这个问题进行准备。全部的资料都由干事收集，比如这次会有15人报名，复制15份资料全部放到每个人的桌上，严格控制时间，一个人5分钟就是5分钟，每个人发言后有一个简短的互动时间，最后一个环节是到附近小馆子里喝酒。从晚上6点到11：30左右都围绕这样一个主题，谈得非常有效。这是老虎会。

三水会，每个月第三周的水曜日即星期三）举办活动。这个读书会比较学术化，中国去日本访学的嘉宾都会受邀参加。很多中国教授没有时间观念，有一次，一个有名的教授整个晚上就他一个人滔滔不绝，很多人没有时间谈，不得不去馆子喝酒了，他们就向总干事抗议。所以时间概念的稀松或者严密的控制，也是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之一种。

最后一个在北京的读书会，会员都是在北京访学、留学的日本学人，由一个在科学院留学的研究满铁时代科学技术史的叫山口直树的学者创办。一般从日本过来的学者、文化人会被抓差，就某一个主题进行深度演讲。从形式上来说，跟前两个都一样有严密的组织，时间精确地控制。孙文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开会问题，学习会、读书会也是一个开会，开会要讲游戏规则，这方面杨早老师最有经验。在精密的组织基础上，才能高效地讨论问题。谢谢！

王子舟：从看一本好书开始，黑暗总是会一点点消退

王子舟：读书会规模可以随意，不要有意地追求什么目标，树自然长，不要规划。另外，你刚从提到的体制不变问题等，这个想法不对，因为这样只有等待，但作为一个人，无论你干什么，首先是一个人，人首先要思考、有思想，这是作为人的关键。作为一个人就要有人的尊严和责任，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你让我提一桶水我提不动，但你可以从看一本好书，从自己开始，黑暗总是会一点点消退，黎明慢慢到来，不要等待，等待是没有希望的。

吴兴文：在读书中帮助彼此互相成长

吴兴文：媒体读书会跟一般的读书会要分开，因为每个读书会不可能都能请梁文道、陈丹青。所以读书的关键是自己喜欢，或者帮助彼此互相成长，如亲子读书会、学术研究以及刘柠讲的共同读书会，是为了某一个主题而形成的读书会。我最感动的读书会是日本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读书会，有专门研究胡适、鲁迅，特别有趣的是专门研究林海英的，他们特别跑到台湾。如果我们对某一个特定的读者或者某一个特定的、你心仪的作家专门研究，做到这种地步，这是大家成立一个读书会最大的目的。

止庵：读书就是一个自救的过程

止庵：先说前面一个问题，中国变不变成读书大国，我根本不关心。我觉得自己把书读好就行了，读书就是一个自救的过程，没有救人的义务，这无所谓，每个人都读书不就变成读书大国了？每个人不读就变不成。

第二个问题，读书会的规模，读书会的友谊更重要，是朋友的聚会，读书会是一种雅集，我们可以把这个形式弄得多样一点，比如是否可以把读书会放在旅行里，大家去一个地方读这个作者的书，然后不断地分享，这未必不行，不一定大家都整齐划一地坐在那儿谈一本书。

另外，读书会的主要问题是志趣相同，同时允许意见纷呈，求同存异，人太多同不了，人太少异不了。

刘柠：图书馆数量少限制中国成为读书大国

刘柠：中国是不是成为一个读书大国，我赞同止庵老师的意见。但中国成为一个读书大国是一件有利于读书人的事，据说两会上有一个提案，稿费、版税多年没有增长被提上日程，但最终不了了之。如果中国是一个阅读大国、读书大国，中间很多人会关注读书人的生存状况，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就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这未尝不是一种出路。

同时，读书限制于一定的条件，比如全国各地、各社区图书馆的数量，从这些来看中国无疑不是一个大国。我甚至开玩笑说“我深刻怀疑中国地方一些政府把九年义务教育给忘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成为一个读书大国还很远，但北上广深却不可能不成为一个读书大城市。

杨早兄的阅读邻居，以及我自己参与创设的独立阅读网刊有一定的规模，我参加的日本读书会也有一定的规模，为了维系读书会的时效性，读书会应该控制一定的规模，但应该是开放的，有人可以退出，有人可以进来，仅此而已。

杨早：做最小成本、最大乐趣的读书会

杨早：我也要发发言，我不是专业主持，讲三点：第一，王子舟教授把读书会分成公益和盈利性两种，我分成实用性和非功用性。比如亲子阅读，很多时候是为了共享经验，实用到教育中，这有实际意义。非功利性，跟工作没有直接关系。我个人喜欢非功利性，因为实用性读书有动力，要升职、进步、过得更好就得读那些书，非功利性的读书会一下子看不到有前途的盈利模式，读时需要抱团取暖，互相加油，所以我更看重非功利的读书会。

第二阅读邻居有一个基本思路是最小投入、最大乐趣，我们一定要把投入降低，我们这个社会的选择很多，投入大了，很多人为难。有时候我们容易把读书会讲得高大上甚至悲情，好像是抵抗平庸的一种方法，但抵抗需要的弹药量和成本是比较少的，我希望它只是成为生活的一种慢慢推进的变化剂。这是阅读邻居叫邻居、做社区读书会的原因。

第三，规模。我们的阅读邻居也做过外场，在别的地方做过，但是我主持的感受始终喜欢“读易洞”那一个小地方，最多坐15个人，这15人很有气场，保证每个人发言。我不喜欢的读书会是像现在这样的，我们在上面说你们在下面听，很难沟通，只是互相之间表白一下，这种会的好处是省事，但很难得到一个相对深入的交流。共同阅读是一件很难的事，突然把那么多人聚在一块，每个人投入那么多时间做共同阅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此我们会对阅读规模进行控制，以便于大家深入交流，但事后的传播和分享一定要做好。阅读邻居每期希望做一个梯级分享，现场有微博直播，可以关注这个话题，之后把里面的内容精选出来，发在网站和微信上供大家阅读，最后做一个电子书或者PDF文件放在网站上供大家下载，不同需求的人有不同的收获，有人慢慢从外行变成了内行。我自己有个体验，读书会读《公正》、《叫魂》，后来有人说读一本书要读四五次，事实上我们做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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