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通过行政官僚体系无法建立强国

张鸣文化博文排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刚才吴思说，我们现在是“人民群众”，要比“臣民”好。“臣民”的另一个概念是“子民”，即皇帝从名义上把你当成子辈来看，如果子辈胡来的话，他会拿个尺度衡量你。皇帝特别想在思想上对臣民进行奴役，但他做不到，没法让臣民完全学习他的思想，包括秦始皇嬴政那么牛的人也不能完全做到。

我们正在超越“臣民”，但想要接近“公民”标准还有难度。从历史趋势上看，中国肯定要转型，不管多难非转不可。网络时代，这个转型的速度在加速，因为信息的确太多元了。张勋复辟失败和信息渠道有很大关系，他完全失去了媒体对他的信任，而那时媒体很有力量。虽然今天人们获取和发布信息的渠道和以前都大不一样，但媒体还是很有力量，以致可能受到一些管制。媒体需要人养着，所以它就得找活路，它就必然要加快真实信息的发布过程。

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信息更替速度快了以后，时代变化必然加快。吴思刚才讲到，近代为什么这么多变化在短时间内迅速出现？就是因为信息传播渠道不一样了。所以我认为超越“臣民”、成为“公民”的希望是有的，我对此比较乐观。

蒋介石强调“校长”头衔，要的是传统君主的感觉

民国时期人们内心的帝制情结到确实很强，这是不容置疑的。至今也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古时相比只不过是有些变异而已。蒋介石就特别强调这种观念，他不仅要当统治者，要做国家之“君”，还要做国家之“亲”，还要做之“师”，要“君、亲、师”三合一。这也是过去皇帝特别想做的。蒋介石做不到，于是他就特别强调“校长”这个头衔。蒋介石实际上是个保守主义者，但和学术上的保守主义者不太一样，他强调的是传统君主的感觉，想把君主的感觉找回来。虽然嘴上在说破除封建专制，但实际是在强化等级服从。

文革时期，有些人甚至对爹娘下毒手，在帝制时代是不允许这么干的，帝制时代不允许一个对父母有忤逆行为的人在体系中存在。虽然皇帝特别想说，我是皇帝，你们要像爱戴父亲一样爱戴我，但他不会这么做，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伦理体系就崩溃了。古时的皇帝明白这一点，而今天的我们恰恰把这些中国传统文化里最核心的东西给摧垮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帝制意识其实已经是变异的意识，一边崇拜权力、崇拜君王，一边又能对自己的父母下毒手，这是非常可怕的。为什么我不太同意当今儒者们对于传统的复归，因为实际上传统的伦理已经被污染、被扭曲了，你想再把它拉回来非常难。

通过行政官僚体系无法建立强国

我多次讲过民国的选择，实际上辛亥革命时，多数士大夫向知识分子转化，这个转化一旦开始，实际上能够发出声音的人大部分都接受了现实。没有人为逝去的王朝自杀，包括后来复辟的人，他们都接受了这个现实。包括像梁启超等，本来主张君主立宪，但一旦民国形成，他们倒也非常欣然地接受了，因为他们认为既然民国已经成立了，就不能推翻。虽然民国后来表现不好，但主要是政治上。民国虽然有军阀割据，但还是有对本地有建设的人，比如阎锡山、刘文辉、刘湘、张作霖等（1920年之前，张作霖在东北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

那个时期的军阀对民主制度基本原则是尊重的，五四运动没有被镇压，-报界还发表文章批评政府、批评总理、批评总统。批评孔祥熙、批评宋子文等，总理级别的说批评就批评。当时的大学和中学都允许自己办，北洋时期连党化教育都没有，国民党时期有点党化，但没有党委，有学生会但是没有团委，有了这个自由度，文化就好很多。1949年以后的文化大师，其实都是民国的产物，没有一个是1949年以后出来的。教育也一样，变成行政化的模式就没希望了。

当年的成绩还包括民主资产阶级的成长。当时涌现出一批非常优秀的企业家，在关税不能自主的情况下，还能创出自己的品牌冲向世界，非常不容易。当年的很多行业，从文学、艺术、电影界，到医学、企业界，民国都涌现出很多人才。但如今的我们却不知道人才到哪里去了，要么去了别的国家，要么就不说话。我们要想建立一个强国，不是通过行政官僚体系就能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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