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妮：诗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必被关注

问：我们生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您的诗却关注着人们易于忽略的事态，关注着那些慢的、小的和隐秘的食物。您的这种耐心、善意而略具反讽的风格是怎么样形成的？

王小妮：每个人都有自己习惯的语言方式，包括切入角度，讲述节奏，内心的美学依据，它应该注满了很多自然的个人成分，大概不是有意设计和追求的结果。

我们的最新文化资讯长久地只注目大事件只仰望大角色，现在又眼球飞快流转，几乎总能搜寻到最刺激的短目标，矿难，塌楼，地陷，飞机没了，而所有这些背后都是有非常具体的人。个体的卑微存在总像秋风必然吹走枯枝败叶，信息太多，往往“翻篇”太快，忽略的正是每一个生命。该俯身听听狂风骤雨下叶子们低微的声音，现在，这个尤其重要。

不断冒出来的新词激活了日常生活，语言才有生命力

问：诗歌的当代性是否意味着从语言、情节设计、意象与情感展示、生命意识等方面都要与当下的环境相迎合？如果是这样，如何去迎合爆炸的信息、生猛的网络造词等现象？这些对诗歌的发展会起正面的意义，还是相反？

王小妮：什么是诗的当代性，要准确认定这个定义，恐怕需要具体的语境。

恐怕没有人在动笔前先给自己划出这么多限制，逐一想到“语言、情节设计、意象与情感展示、生命意识等”。想到些什么，把它写下来，最接近心里刚一闪现的那个感受。

什么也不迎合，只跟随自己。这个自己是个整体，不是由什么拼合的，比如“情感展示，生命意识”。

很简单，我理解的诗是一件私人的事，一个爱好。这使得它先天有了避开一切外在干扰的“特权”。首先，诗更属于写作者本身的内心而不是任何别的，不管这个“别的”多强势多高声多被追捧。

日常生活当然是另一种“节奏”和“生态”，它的戏剧和荒诞性常常超出人们的想象力。所有这些，日常或突发，对每个人内心的影响都不同，所以有人能忍受在北京当北漂，有人不能，有人能忍受上下班挤地铁两小时，有人不能。

你似乎把“生猛造词”看成负面，事实上，可能恰恰是不断冒出来的新词激活了日常生活，语言才有生命力。从“新词”到“诗歌发展的正面意义”，这之间的距离相当遥远。诗歌最自然的成长发展，是富有个性的多向度的。

事物有单纯的正面意义吗？

不要把人说成人们，他们永远是一个个

问：我们都知道您的作品涉及到诗歌、小说、散文、随笔，而且您本人毕业后还做过电影文学编辑，如此丰富的文学题材接触，对您个人的创作有什么帮助？

王小妮：任何题材其实都是人为的规定，本身都是写字。一个真心喜欢烹饪的人很少会只做面食，只做甜点吧。

问：《一直向北》、《方圆四十里》等作品都描写过知青的生活，您的诗歌中也经常会出现朦胧的、真切的故乡印迹，这跟您的生活经历有什么关系？

王小妮：知青和故乡是两个概念，知青就是远离故乡。曾经有一首“古老”的诗，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写的就是拉着知青的火车开出北京的那一刻。知青的概念，首先是离开城市里的家，去遥远未知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涉及到两个问题，一，生长的城市，二，插队的乡村。

几十年的拆城，使我出生的城市早变了样子，曾经成片的有殖民色彩的俄式日式建筑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消失得最快，而那座城的毁坏源头是从上世纪40年代末的围城开始的，饥饿的人们只要找到一点能吃的，可能随意拆掉木门木窗点火加工食物。我母亲是围城亲历者。文革中被烧毁的建筑在武斗结束第二天我去现场看过，现在只能在老照片上找到它前身的痕迹。我曾经住在一座教堂后面，是文革中期，后来，全家下放，又下乡做知青，上大学以后，再经过那一带，教堂消失了，最近才知道，它始建于1922年，在上世纪70年代末拆毁，类似故事很多。所以我的故乡没有了。

去农村插队让我对植物，对土地和土地里的出产，对种植农作物的人有更多关注，这在我的两本《上课记》里应该能感觉到。

问：您的随笔集《上课记》刚一出版即产生轰动，这股“热”是您预想到的吗？您创作这本书，以及后来还写了2，本来意图是什么？

王小妮：我的最大动力和满足从来都在写的当时，其它只属于额外附加部分。两本《上课记》越写到后来，越偏向于记录。很多在校大学生平日的困扰和想法极少被关注，这个群体经常被社会忽略和随意解读

问：上山下乡的时代记忆让知识青年普遍怀有一种模糊而又强烈的情绪：不解、怀疑、愤怒、无奈、对抗等交织在一起，这样的宣泄在您的诗歌里是看不到的，取而代之的反而是一种倾听者、旁观者的姿态，您总是描述普通生活，却能在其中洞察深刻的哲理。这让人不禁要问，为何你经历了知青的时代，却写出了和知青诗人截然不同的诗歌？

王小妮：新闻里，一般性的评论里所谓一代人，我觉得是没有的，都是各自不同的个人，各有各的体验，各有不同的讲述方式。我始终有这个警觉：不要把人说成人们，他们永远是一个个，不是黑压压一大群。

抽离了活动的人才会产生观点

问：您怎么看待先锋派和未来主义的当下诉求？

王小妮：我不习惯于任何界定归类和命名，人们对这样“不寻常”的现实不可能毫无感触，除非他是植物人。

写诗的人的不同是用分行的句子把一部分感受写出来，歌手想唱出来，出租车司机抓住一个乘客就滔滔不绝，聚餐时候的争论交锋，诗人做的和他们类似，他们有什么主义吗？我觉得不是，呵呵。

艺术上的归类命名，经常是后来人做的，真正的艺术一定懵懂发生在命名之前。

问：外国诗人夸梅和约翰认为诗歌不应该负担历史的痛楚、浑厚、无奈等，而应是诗人自然而然的情感表达。您赞同谁的观点？为何？

王小妮：一般不注意观点，抽离了活的具体的动人的东西以后，观点才出现。

上面你引述的两个，认同后面的，但必须强调，一个人的情感自然不是空的，是不断装载清除着很多东西的，是盛满的又是动态的。

西方和我们距离很远，即使有人觉得自己崛起了

问：当年插队做知青，您是否接触了西方诗歌？甘德也说，翻译工作让中西当代诗歌互相影响，您看到这种影响了吗？这种影响更影响了谁？

王小妮：插队的时候很少接触文字和纸张，一张干净的纸就是奢侈品，包括写满字的纸也是很好的卷烟材料。接触最多最直接的汉字是屋子里糊墙的报纸，连续的雨天，不能干农活，躺着，快速找到糊墙纸上的某一行字在什么位置，曾经是一大娱乐。

上面还不是让人惊异的，2012年一个90后大学生告诉我“上了中学，忽然知道了，原来‘外国’不是一个国名，而是很多的国。以前一直以为‘外国’就是中国以外的另一个国。虽然乡村小学也挂有地图，但是没仔细看过，听说过美国和英国，但是从来没想过美国英国和那个‘外国’是什么关系。”

西方和我们距离很远，即使有人觉得自己崛起了。

关于语言，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新文化运动后的现代汉语受到不同语言的影响，不止西方，还有日本。文言文的主流地位被彻底撼动，而事实上，在文言文以外，口语和方言在中国的民间从来都没有退出，反而一直被更多的人使用，生命力旺盛着呢。二，现在，我更在意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的失去和无可呈现，所以，看翻译作品很少，特别是翻译过来的诗。

翻译可能影响了中国的诗人，倒是很少知道影响了外国诗人。

诗任何时候都不必被关注

问：阿莱士（斯诺文尼亚诗人）、CD赖特（美国诗人）、唐晓渡（中国诗评家）等都认为，当今社会鲜有人读诗。您也曾说“诗在那个年代只是精神过度贫乏时候的填充物”，那么是否该把这样的现象看做是诗歌的“衰变”？这是自然的现象，还是我们不努力的后果？当代诗人应该承担起怎样的责任？

王小妮：诗任何时候都不必是主流的被关注的，这样更正常。

诗人最不需要的就是努力，挖井可以努力，写诗不可努力。既然努力都不需要，承担责任就更是额外的了。

问：您作为1980年代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曾这么描述诗歌创作：“生活的主体全无诗意，诗意只发生在瞬间。此前采访杨炼先生时，他说他的写作既非即兴演绎，也不是准备良久，而是在灵感造访后百般雕琢。能否请您评价自己的“瞬间诗意”呢？

王小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看你的引述，这是两个写诗的人描述了写作的不同时段。我强调的是缘起。没有瞬间你琢磨什么？没有琢磨，怎么可能一眨眼就把一首诗完成。

我不觉得诗可以教，在有限的诗歌课里，重点在鉴赏

问：您说我们的文化不够重视个体，近些年来，我们也看到当代的一些文学创作正在转变眼光，开始关注个体对整个环境的影响。在我们的诗歌领域，是否也存在这种变化？是有必要的吗？

王小妮：依旧有很多人有写诗的爱好，如果真的有个“诗歌领域”，它必然很潜在很边缘，所以没人有能力来总结归纳它。但这可能是最正常的，个体由此得到安静和另一种尊重，每个人都是整个的一部分，而不是被整体所覆盖

问：您曾从事诗歌教育，现在还关注吗？您觉得当代诗歌是否可以通过教育的方式去传承？诗歌有多重视一个人的天赋？

王小妮：我在高校的八年所做的只是最普通的大学老师的日常工作，授课内容全由教学部门安排，没有个人的选择，不能说从事过“诗歌教育”。我不觉得诗可以教，在有限的诗歌课里，重点在鉴赏。

写诗应该在感知和语言上有格外的敏感

问：诗歌是否可以成为诗人生活的镜子，并被公众所了解，去谈论？

王小妮：诗不是生活，像天上可以有日月，不可能总挂着一道闪电。

每个写诗的人都不同，各有各的取向，我不会费心去留心公众，也不想被公众关注。

更多精彩

太原免费发布分类信息网 http://ty.kaihuangzh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