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学术不诚将影响政治实践

当然康有为的学术思想自有其重要意义，但在戊戌变法那一段期间，其思想学术可能不是他改革实践的助力而反而是阻力，他的“今文公羊之说”、“孔子改制说”，让很多人怀疑他，哪怕是对政治没有太多兴趣的学者，觉得康有为在学术上有不诚、不真实，或者说太大胆乃至狂妄的地方。中国很多官员也是学者，是连在一起的，对他有所怀疑。而学术思想上的不诚也影响着他的政治实践。茅海建在戊戌变法研究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像康有为的《我史》，25000字，他写了80多万字的笺注，今年刚推出的一本关于《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的休闲连载也是厚重之作，他是很好的历史学家，不是考虑思想的影响和效用，而是首先求真实，比如这些奏稿到底是不是你写的，张之洞请诛六君子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些就要求考证清楚。

这让我回想起16年前，也就是1998年开了一个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年的会议，当时我提交了一篇论文是关于“戊戌变法的两个源流”，其实是两个路向或路线，是读陈寅恪回忆其祖父陈宝箴他们当时的一些观点而来的，还有中研院近代史集刊的一些考证，读的感觉和史料印证认为确实有陈寅恪所说的有两个路向：一个是以陈宝箴、张之洞为代表的变法路线，还有一个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变法路线。康有为的路向跟陈宝箴、张之洞的路向不一样，他更多是文人、思想家、言论家，带有文学风格。如果现在看《旧制度与大革命》，讲到文人浪漫主义者，跟他们有很多贴切的地方。

如果我们简单说“戊戌变法注定失败”，这个结论肯定下得太早，当时其实潜存着好几种可能，虽然也不是说必定会成功，但从1895年开始的自强运动或者“自改革“是有可能成功的。可惜当时的君主不是很有经验，又没有来得及任用富有政治经验和改革思想的重臣，而多是采纳了一些缺少实际政治经验和历练的言官的意见。还有康有为在里面的一些奇怪的做法，以及后面很激烈的反应，我们会发现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人才会这样做，包括最后这样一个结局，具体不多说了。康的作用用汪荣祖的话说是打开洪水阀门，“欲栽变法之花，却无心插了革命之柳”，他有机会主义思想，加上自己的教主和领袖欲。这当然会得到一些忠实的追随者，但也容易树敌很多。如梁启超所说的“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坚毅也”，这有他的优势，“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建实之基础者亦以此。”这后面有相当急迫的心态，包括康有为的弟弟批评他的哥哥“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动太大。”这都是有的。

这种气魄除了个性原因之外，在思想上是来自什么？我认为是来自一种政治上的完美主义。他心里深处还有一部《大同书》。他很急切，希望毕其功于一役，而且功成在我。而具体到戊戌变法的直接教训是：首先，思想家、言论家、政治家应该是各司其责。其次，那怕在一个不得不变，不得不改的社会里，哪怕只是为了改革的成功，所使用的手段也还要注意诚实、稳健和干净，何况是在当时中国那样一个传统上重视道德的社会里。再次，改革不能不注意民风世习，注意新的力量，包括逐步的教育和训练，打击面也不能太大，不宜激化矛盾。

所以，我觉得康有为可以说是“中国激进之第一人”，虽然他后来很快就显得保守了。他的坚持一贯还是相当令人尊敬。但可能正是由他，或者说由戊戌变法的失败开启了20世纪的百年激荡。当然，后面还有改革机会。历史不是命定的。改革那条路后来事实上没有走通，但不是说注定不能走通。历史的可能性不是只有呈现为“现实”的唯一一条路。就像现在我们有一种说法，其他东西我们都试过了，所以只能走后来那条路。但我们真的试过了吗？或者恰恰是被后来那条路人为和强力地打断了？德国一次大战后魏玛民主似乎是失败了，但后来德国二战以后还走那条路不是走通了？有些事情需要时间，需要坚韧的努力和耐心，甚至愈是好的事情愈是如此，太快得到的东西常常不是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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