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写作”：一个话题的诞生与消亡

如果要追溯“80后写作”的缘起，就不得不提到1999年上海《萌芽》杂志社与国内七所高校联合发起举办的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这次大赛在整个社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和极为深远的影响。现在看来，它不仅是对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挑战与探索，也为一批极具写作潜力的年轻人提供了展示自身才华的最佳场所。在此，这批生于1980年后作者的作品显示出的超出“作文”形式的“文学创作”意味，都被作为僵化的教育体制之外的“天赋”而受到鼓励，因而也成就了这群年轻人走上写作舞台的契机。事实证明，正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连续举办，迅速捧红了众多日后鼎鼎大名的人物，比如韩寒、郭敬明，再比如此后的周嘉宁、张悦然、蒋峰、小饭等，他们都被视为“80后写作”的代表。

应该说，从韩寒《三重门》的热销，到郭敬明《幻城》的风行，“80后写作”从一开始就迅速地抓住了市场，形成了一种极富创意的文化产业模式，这无疑对传统的文学生产形成了冲击。然而如果说“新概念作文”是“80后”写手们集体亮相的契机，那么几乎与此同时在中国迅猛发展的新兴媒介——互联网，则是培育他们的“温床”。网络在中国的“跨越式发展”催生了一批网络文学的写作者，他们中有相当数量的“80后”年轻人。可以说，“没有新媒体就没有80后”，如今赫赫有名的“80后作家”，无不是早年就驰骋网络的少年写手。他们拥有大批“粉丝”，其作品也是在网上出名之后，才交由纸媒出版，以获取更大声誉。比如以另类、出格的姿态引起广泛争议的春树，早在2000年17岁的时候便开始在网上写作《北京娃娃》；又比如李傻傻，他的文学历程崛起于网络，其作品专辑被众多网站同时推出；另外孙睿的长篇处女作《草样年华》也曾在新浪网上连续8周点击率排名第一。网络成了这批少年作家宣泄、倾诉、表达欲望的最佳场所和自由成长的空间，网络的自由性、匿名性，以及相对于出版门槛的“草根性”，为这些天才写手们的自由发挥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这也构成了整个“80后文学”成长的重要土壤。

命名

除此之外，一系列媒体事件的推波助澜都将“80后写作”的舆论意义发挥到极致。比如美国《时代》周刊对作家春树的报道，便对“80后”的命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人们看来，作为第一个登陆《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作家，春树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年轻一代叛逆者的数目正在迅速扩张。这就像美国当年“垮掉的一代”一样，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另类”标志，尽管这里的“另类”更多被解释为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这期杂志把春树与韩寒称作中国“80后”的代表，这一明确的命名与定位，注定引起人们对整个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文学写手及其写作行为的广泛关注。此后，从网络到圈子，从文学界到读书界，“80后写作”迅速成为媒体的焦点。正如论者所言的，“80后文学命名获得的第一个意义是促成了中国大陆文学界的一次青年行动，一次在极短的时间里打出共同旗帜的集体行动。”

分化

综观整个“80后”文学创作，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在其发生初期有着一个整齐划一的市场化时期，这一时期正好应和了当时中国出版业向成熟的“畅销书模式”转型的需求。在此，无论是叛逆的韩寒和春树，还是郭敬明、张悦然等人所谓的“生酷怪冷”与“玉女忧伤”，都在青少年读者中积攒了不少人气。此后“80后”文学全面开花，呈现出不同的创作风格，一时间“纯文学”与“市场化”交相辉映，奇幻武侠、恐怖悬疑等新文体也流转风行。这便产生了所谓“80后”的“实力派”与“偶像派”之争。这与其说“80后”文学在分化中的成长，还不如说他们从一开始便存在着不同风格和写作倾向的定位。毕竟作为上世纪80年代生人，他们成长于中国社会剧烈转型之时，不同的作家势必有着不同的价值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分化也将日渐明晰。当年还流传着“80后”进入“市场”而没有进入“文坛”的说法，而现在情况则有所变化。如今尽管市场化和畅销书模式给广大“80后作家”带来了巨大声誉，而传统的主流文学则在迅速萎缩，有退守“小众化”的趋势，但依然有相当数量的“80后”甘愿被“收编”到“纯文学”领域，为其薪火相传贡献力量。尤其是近几年，随着整个社会对“80后”的理解和宽容，“80后写作”与主流文学的互动开始日渐明显。比如张悦然、郭敬明、李傻傻、蒋峰等一批80后作家便纷纷加入了中国作协，这样的姿态也势必换来主流文学的热情接纳。他们不仅被明确地写进了文学史（比如张志忠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60年》就专门为他们开辟了章节），而各种版本的文学年选也都为“80后”作家留下了一席之地。其中值得一提的还有第600期的《人民文学》，这个国家级“纯文学”核心刊物在这期隆重推出“新锐作家专号”，使郭敬明、春树、马小淘、蒋方舟等“80后作家”得以闪亮登场。

走散

由此似乎可以看出，在韩寒的“韩白冲突”和郭敬明的“抄袭风波”之后，这些原本被冠以“叛逆”的年轻人，大有为“80后写作”正名的意思。而这些曾经的“乱臣贼子”们终将在文学的“伟大的传统”中镌刻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变化固然可喜，但终究宣告了“80后写作”这一概念最初的话题意义的消失。现在看来，“80后写作”早已失去了当年青少年写作所具有的反叛与另类意味，而蜕变为一个相对中性的单纯时间概念。无论如何，将几乎所有出生于1980至1989年的年轻写手们都冠以“80后写作”的名号，都会让人怀疑这个概念本身所具备的阐释能力，这也是如今“80后”的命名方式不断引人质疑的重要原因。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整体的“80后文学”的意义早已消失殆尽，而文学的分化已然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综观最早暴得大名的80后作家，韩寒以“叛逆”的姿态出位，随后便在向“公共知识分子”的滑落中渐行渐远，甚至连其真实的身份都饱受质疑；而郭敬明则凭借高超的营销手段，将文学的生意越做越大，最近也开始高调地染指影视，他像所有无孔不入的商人一样，在写作的“帝国”里贪婪地做着资本的美梦，《小时代》风光无比，却惨遭骂名；唯有张悦然，虽也以青春小说起家，但却逐步走向“正途”，她虚心向前辈学习，接受文坛名家指点，加入作协，进入高校，以“纯文学”安身立命。

而当年作为“80后”文学温床的网络文学，其情况则稍显复杂。在经过深度的产业调整，尤其是盛大文学一统江湖之后，年轻一代写作者呈现出极为明显的“两极化”趋势，一方面有唐家三少这样的网络作家“首富”，以及“天蚕土豆”、“我爱西红柿”等层出不穷的人气写手；但另一方面还有大量的年轻人在此艰辛地讨着生活，他们不愿放弃文学梦想，殊不知自己早已沦为资本操控的写作机器。与此同时，在分化的文学图景中，一批新的文学力量各自打拼着，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他们的声音值得重视。比如飞氘、陈楸帆、郝景芳、夏笳等极具潜力的科幻作家，便是活跃在类型文学第一线的“80后写作”的代表人物。

无论如何，当最初的“80后”年轻人早已度过自己的而立之年，而更为年轻的“90后”也按捺不住地要走上前台之时，整体的“80后写作”就不再是一个通过“青春写作”的亚文化风格来突显文学的叛逆与革新的话题，而演变为一次事关文学的简单的代际划分方式。毕竟如今的“80后”早已不再另类，而是广义的年轻人。也就是说，在走出其徒劳的反抗之后，“80后”文学开始呈现出更为复杂丰富的样貌。比如笛安、落落等郭敬明旗下的签约作家，整体上呈现出商业写作、青春文学与纯文学质地的奇妙混合状态；而七堇年、颜歌、张怡微等人也在传统的青春文学脉络之中显示出别样的风格。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活跃在纯文学杂志的一批年轻作者。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市场知名度，全凭圈子内的人气和口碑写作，却显示出不俗的功力。比如孙频、郑小驴、甫跃辉、吕魁、文珍、马金莲等人的创作，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摒除了商业写作者的功利，而更多向传统文学大师学习，又有着各自不同的鲜明风格，因而显得更加从容纯粹，这也终究体现出“纯文学”自然延续的成就。对于这样一批年轻人，批评界也给予了持续的关注。

近年来，《文艺报》“聚焦文学新力量”，《创作与评论》“新锐”，以及《西湖》“80后观察”等栏目纷纷出击，形成评论界与80后小说家的互动态势，有力地缓解了“纯文学”圈“80后写作”默默无闻的状态。

总而言之，那些曾经的“80后”们，怀揣文学梦想的叛逆者，早已不是英姿勃发的少年，而那些不可一世的文学天才们也已为人父母。因而“80后写作”必然包含着一个从幼稚中期待成熟的自然过程，对于这些作家而言，这也是他们在锐气中走向从容的文学阶段。或许最初的“80后写作”，只是一个意外的媒体事件，但终究成为文学自然生长与繁衍的一个环节。时至今日，作为话题意义上的“80后写作”已然失去了其命名的意义，尽管作为思维的惯性，它还在不断被人提及，但其内涵早已被掏空。附着在这个年代语词上的“低龄”化、未成年人“天才”写作者的意义，也早已烟消云散，这是它的不幸，更是它的万幸。

十多年过去了，作为“历史中间物”的“80后写作”将注定走入历史，而我们也有幸见证了这个话题诞生与消亡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