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不是某种情绪的代言人

对比两个17年，一个是政治全面渗透文学创作，宏大叙事主导文坛的过程，一个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文学创作的政治功能不断缩减，文学严肃性被个人主义写作不断消解的过程。

但是环顾这17年，他一生所倡的自由主义理念在当下的处境并不顺畅，一方面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派知识分子对他在思想史上的争夺，一方面是网络青年对王小波的认同日益明显的“向下拉齐”的痕迹，犬儒主义大有流行之势。今日来祭奠王小波，我们有必要从以上概念中重新对他和他的作品进行审视。

王小波也是革命下的蛋

问：您在最新文化资讯中对王小波早期的成长环境做了细致的梳理，在您看来，这种环境对他以后的写作生活具体起到了那几个方面的作用？

房伟：构成作家的艺术和精神世界的因素很多，早年成长环境非常重要。因此，曾有过所有文学写作都是“成长”文学的说法。如果说，王小波的早年成长环境有什么特殊之处，那么，就在于他从一个主流文学话语塑造的成长空间，发展出了“另类”的独特艺术情境。

我在《王小波传》中，对从成方街到铁狮子胡同到人大林园楼、教育部大木仓胡同等具体的王小波的成长环境，有很多资料的采集分析，而着眼点也正是在于“革命北京—后革命北京”。

从年龄上讲，王小波是标准的50后，出生于新中国，少年经历了文革的铁血狂想，青年时代遭遇了上山下乡的苦涩回忆，成年后，则历经恢复高考、出国热，然后回国当学者、作家，这些经历和同时代作家相比，并不具有特别的“经验传奇性”。但认真考察王小波的成长语境与他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从“革命北京”到“后革命北京”是王小波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成长特征。

这两个因素，在王小波笔下，都是“反思”性质的。对比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同样是在该时空环境中长大，相对大一点的作家，如40年代末期出生的刘心武、张承志，或小一点的作家，如50年代后期出生的王朔，王小波对“革命北京—后革命北京”的持续关注和反思，是一以贯之的，几乎是他所有作品的主导性氛围。

对于革命与后革命意义而言，《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等作品，写了革命形态与人性的复杂关系；《似水流年》《三十而立》等作品，则写出了革命的理念转变为后革命的形态之后，个体自由的困境问题；《红拂夜奔》《万寿寺》《白银时代》等作品，看似是一种历史的戏仿和未来的幻想，然而，却存在一种鲁迅式的“杂文历史小说”的写作精神，它的目光牢牢指向当下，在一个更超脱、自由的层面，将“革命与后革命”的故事，变成了历史和未来的“寓言”。

同时，“北京”是指他成长的特殊地理环境，既是革命的中心，也是后革命的故事焦点，这让他的作品有了一种地理主体性的激情，但又有别于王朔式的“俗人调侃”。他的小说故事，大多发生在北京，《黄金时代》的云南边陲的破鞋与流氓的激情往事，也有一个北京的现在时态的地理参照，《万寿寺》更拿现实中北京万寿寺，一个失忆的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的故事，与想象的薛嵩的湘西凤凰寨，形成鲜明对比。

《红拂夜奔》《寻找无双》中的长安与洛阳，也给我们一种灿烂至极的“首都式”中心想象，可以说，正是“革命北京”与“后革命北京”，既构成了王小波的成长语境，也由此生发出了他独特的艺术思维与批判精神。

与王小波相比，当下自由主义太多精英化

问：在王小波离世17年后来评价他，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在对自由主义理念的写作中，能否将其评价为创造自由主义理念写作范型的文学家？

房伟：这里，其实存在一个话语塑造的问题。自由主义成为一个当代中国的思想史或文化史上的“问题”，离不开我们对于20世纪九十年代这个特殊语境的认定和分析。

我个人认为，王小波的自由主义式的思想，其成就还主要在文学领域，而非思想史领域，也就是说，他的自由主义表达，还是用文学的感性形式，而且，与九十年代思想圈内的自由主义表述，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至少王小波的表达，是更为朴素的，也是更为常识化的，而九十年代的很多自由主义思想家，却大多太过于精英化。

可以说，王小波是一个具“开创”作用的作家。他在九十年代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情况下，将一些被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压抑”的元素释放出来了，比如说，自由、智慧、理性、个体性等。

这些元素，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中，其存在服从于“革命”或“民族国家”、“现代化”等宏大概念——正像“革命加恋爱”小说，恋爱从来都是被革命牺牲的献祭品，而《黄金时代》《革命时代的爱情》中，恋爱却构成了对革命的反讽和对抗。

而我们同样可以说，正是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之后，在对人的欲望的合法性的肯定，在“强调发展”的语境下，王小波的文学，才有了发生发展的土壤。

当然，是否可以把王小波的创作叫做“自由主义写作范型”，也值得商榷。因为王小波和当代文学也不是完全隔绝的，尽管，他的创作受西方影响很深，但很多东西，又和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文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完全孤立地来谈“自由主义”，也有一定偏颇。

青年当然要偏激

问：王小波去世后，青年群体在纪念他的时候表现为激情狂热，梁鸿老师将其称为“并非巴赫金式的狂欢化，而是王朔意义上的激愤”，在您看来，这种情绪对于小波推崇的理念在中国的推行有哪些正面作用？会否消解其理念的某些积极部分？

房伟：作为一个70后作者，一个“曾经”的青年，我对你说的“青年群体的狂热”深有感触。这也是我写作这本《王小波传》的初衷。我19岁那年，大学毕业，正赶上朱镕基时代大学生最后一批包分配，因为没有关系和门路，原则上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就在老家当地的肉联厂里当了几年工人。

在阴暗潮湿的宿舍里，当我带着一身血污和疲惫，在昏黄的灯光下第一次阅读王小波，内心的震撼无以复加。作为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屌丝青年，一个濒临破产的小国企的青年大学毕业生，我当时就想，这么好的一个作家，应该让更多的青年人知道他的作品！后来我读研、读博，以至于到现在，王小波都是我持续关注并研究的作家。

多年以后，当我成为一名大学教师，曾见到很多作家朋友，特别是中老年作家朋友，对王小波在青年中的影响，感到迷惑与不可理解。这里面一个巨大的隔阂就是，我们新时期以来塑造的纯文学话语方式，与九十年代之后的青年们的生活与思想的情况，已经相去甚远。

新时期文学有着“现代化巨型叙事”的传统，那些青春激情与叛逆的故事，都有着民族国家式的英雄塑造，例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梁晓声的《这一片神奇的土地》等，至今读来，也是非常感人的；另一个方面，所谓“个人话语”，在80年代末期出现，却相对表现出对技术层面的迷恋，及先锋式的贵族化审美激情。

这主要表现在先锋小说、九十年代的欲望叙事等，似乎谈到“个人话语”，就是非常时髦的纯艺术玩意儿。而“个人话语”中所蕴含的价值普世性，对当下生存现状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性，在那些作品中却很少能找到。

因此，在九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深化大改革”模式的背景下，我们的文学作品，却在逐渐远离青年们的真实生活。而那时青年们生活的一大背景，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的生活，就是我们不再是“天之骄子”，我们中的大部分，或毕业就进入公司，或在国企改革中被甩入社会，为生活而努力挣扎着。

我们不会再有八十年代青年们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主义和使命感。至少对于我来说，当我在车间挥汗如雨地砍猪肉，经常连续几个月拿不上一分钱工资，这样的情况下，你再让我认同“分享艰难”式的庄严使命感，“一地鸡毛”式的公务员的灰败生存感，或先锋小说的技术表演，就有很大隔阂，既没有共鸣，也很难形成“价值的标高”。

而青年之所以叫做青年，因为他比中老年人，有更多的激情和反抗精神，也有更多地对“正能量”的激烈认同。而我们纯文学化的“个人话语”，则在“价值塑造”上明显不足，大多是解构性的，或极端概念叙事，阎连科的《炸裂志》，用极端的解构去描述新时期中国历史，其实正反映了“纯文学话语”发育到今天非常大的弊端。

而王小波之所以被青年们认同，一个很大的原因，在我看来，他从革命到后革命的转型中，为青年们描绘出了一个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自由的“价值信仰境界”。这种价值信仰，不是高调的，而是一种低调的、常识性质的。

它让青年们在精神上有了价值建构感，也有强烈的现实情感共鸣。进入新世纪，青年们则被分为了“高富帅”和“屌丝”。在巨大就业压力，生存压力，情感压力下，在房子、车子、孩子的三座大山下，王小波式的个人主义，其自由、智慧、反抗权力、创造力、性爱，这些正面的东西，对青年们而言，同样很有吸引力了。

当然，这种青年们的情绪，也有负面作用，那就是很多青年仅将王小波和他的作品，当做某种情绪宣泄的渠道，而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例如，对王小波的神话。这也是我在《王小波传》中的一个写作初衷，就是通过史料和真实的情境还原，为青年们展现出一个“常人形态”下的王小波。

这和王小波的优秀才华并不矛盾，相反，可能让大家更为清晰地了解他的现实选择。例如，“王小波的辞职”被塑造成的一个反体制神话，而王小波之死，也被塑造成一个穷困潦倒式的，曹雪芹式的“殉道者”。其实，如果我们考察九十年代初期王小波的具体生活情境，经济收入和文坛与他的互动，对这些问题，也许就会有更为理性的，也更为成熟的看法，而不会仅仅局限于某些人或某些媒体的简单定位。

“走狗式”的热炒难免疲软

问：从这17年的情况来看，青年群体对王小波祭奠中表现出来的情绪有没有明显的变化？是犬儒多了还是自由理念秉持者多了？

房伟：这些祭奠，其实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纪念王小波宣泄情绪，另一种则是将那份感动和珍惜，收藏入内心，化为自己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美学取向。王小波先生去世的这17年，也是他被不断神话的过程，几乎隔几年就会有一个新闻事件，如王小波裸体雕塑等。

但17年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如我当时喜欢王小波的时候是青年，现在就是中年人了。如果只停留在“走狗式”的热炒，就很有可能会疲软下去，悲观下去。因为，王小波虽然成为了一个关注热点，但王小波式的思想，王小波式的写作，在当今文坛，依然是“少数派”。

为了写作《王小波传》，我曾经采访过“王小波走狗”系列图书和活动的发起者，却发现很多人的文坛境遇很差，有的则已转行干别的，比如写武侠小说，有的则不再喜欢王小波了。当然，这也很正常，人的年龄和环境变化了，心态自然也就变了，你不能强求所有人都喜欢王小波。

但是，我坚信的一点是，王小波所秉承和坚持的文学理想和文学形态，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来说，依然有巨大的“标示”作用，研究他的生平和创作，将之纳入学理范畴，有利于作家的经典化，也有利于王小波的理念被更多的，一代代的中国青年所接受，塑造他们正面的人生观和价值形态。

不要把王小波简化为某种情绪的代言人

问：伴随着对王小波的祭奠和网络媒体的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对于体制和传统文学创作的对立情绪，这种情绪如果假设王小波活到今天的话，会怎样看待？

房伟：这种对立既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又是一种“被塑造”出来的话语。这里有中国文学发育的自然呼声，也有媒体话语权的问题，非常复杂。但我不赞成一味地对立。因为盲目的对立，会让我们人为地树立“话语的藩篱”，夸大某些事实，歪曲某些真相，并将王小波的研究和传承，停留在情绪化的水平阶段。

比如说，相对而言，王小波活着的时候，文坛对他的认可度并不是非常高，但王小波之所以在1992年—1997年几年间迅速崛起，离不开很多著名作家、编辑和文化人的推崇、鼓励，例如，作家刘心武，批评家陈晓明、张颐武，《三联生活周刊》的朱伟，《花城》的编辑文能，中山大学的艾晓明教授、导演张元等。

而王小波一生都在推崇“宽容”：真正的宽容，并不是一味地将体制内的都看作犬儒，体制外的都是斗士，而是要树立这样一种信念：以公正宽恕的善良之心，以坚忍不拔的自我坚守，以智慧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外界的人和事，也以此来对待自己。

也可以说，真正的宽容，并不是要求你和我一样，而且不管你如何去做，我都坚持我自己的原则，同时能够在我的原则范围内，不干涉别人的选择。王小波在接受采访时说：“有人说，中国人和西方人就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文化不一样，所以就该区别对待。这是掩饰我们思想中的一些“不体面”的东西。因为人都是一样的。”而按照王小波的说法，一味地将王小波与体制和文坛对立，也是一些“不体面”的想法，因为这样会把王小波简化为某种情绪的代言人，从而掩饰自己内心的软弱无力和自由理念的匮乏。我想，王小波先生如果活在今天，也不会对这种简单的对立盲目赞同。

秦晖“误读”了王小波

问：秦晖在评价王小波的文学成就之时，指出其对现实的批判似乎有“慢一拍”的遗憾，您是否认同这一看法？

房伟：我个人觉得，这里还似乎有着某种“误读”。王小波的作品，其意义和价值，并仅仅是地针对现实的批判，也是树立一种价值标高，审美理想，为中国当代文学树立另一种发展的可能性，另一种不同的风景。

他对现实的影响，是慢慢地渗透到人的生活和情感中来的，这也就是说，作为70后的中年人，我没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青运动，但看着《黄金时代》也非常感动震撼，因为小说揭示的问题，现在也存在。

虽然现实问题改变了，从文革年代的人性压抑，到九十年代市场经济下的人性彷徨，再到新世纪盛世中国景观下的两极分化，但自由、智慧、个体的生命尊严，依然都是这些问题之下的“潜在问题”。因此，王小波既反映了现实，又是超越了现实的。

17年了，人间再无王小波

问：在各方纪念中，有观点认为体制对纪念活动持沉默实际上是许可的态度，这是否代表着体制对这位生前一直处于文坛边缘的作家的接纳？对比17年前后的文坛，对王小波类的“写作天才”的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

房伟：文学在发展，体制也是在变化的，对王小波纪念活动的默认，也并不代表着一定就会接纳。一个作家要被经典化，他会有两道障碍，一道是社会环境，另一道是文学环境。虽然目前中国的社会环境存在着很多尖锐的矛盾和问题，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而社会的宽容度和开放程度，比之九十年代，也有很大的进步。

而说到文学环境，王小波实际已经被文坛所认可了，比如很多版本的文学史，对王小波都有相当比重的关注，但他尚未被经典化。这里的情况非常复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王小波的研究还是非常不足的。比如，要将一个作家经典化，就一定要将他的传记经典化，比如，我们想起现代文学大家鲁迅、沈从文，就会想起王晓明先生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凌宇先生的《沈从文传》等，但说到当代作家，大多是评传，包括诗人海子，作为当代文学研究者，我们很少有人愿意去做枯燥的资料工作和传记研究，而更愿意跟着潮流做批评，这其实是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相比17年前，“王小波式”的写作，依然有着相当的发表难度和认可难度。可惜的是，王小波死得太早，他的文学形态，并未在当代文坛形成“文学思潮式”的冲击力。我们目前的主流文坛，还是延续九十年代的主旋律文学与纯文学话语的二元格局，尽管网络文学的兴起，也对主流文坛形成了冲击，但这种冲击主要还是经济层面的，在价值层面，网络文学还不足以对主流文坛形成有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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