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忆白崇禧 父亲的影响想逃也逃不了

要访问白先勇，得先跟上他紧凑的工作节奏。记者循着演讲海报的信息，从台北追到台中，再从台中追回台北。长居美国加州圣芭芭拉小镇，短期回台的白先勇行程安排得很满，为新书《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往返各地演讲，为台湾大学的学弟学妹开设《红楼梦》通识课。所到之处，各地读者，旧雨新知簇拥而来。77岁的白先勇像年轻人一样充满活力，跟识与不识的来访者一一热情招呼，对排起长龙索要签名的粉丝，也是有求必应。而记者的采访，倒变成了“缠访”，只能在他稍得清静的小憩时段，见缝插针进行，话题就从他近年的历史写作谈起。

“其实，我对历史的兴趣，一直就有。我的小说写作，自觉不自觉都有历史意识在。像《台北人》系列小说，背后有一个大架构，就是民国的兴衰。”白先勇说，文史一体，是中国特殊的文学传统，他清楚记得，他在台湾大学念大一国文时就是念《史记》，别的都没念。“最好的历史著作，像《史记》、《汉书》，也是一流的最新文化资讯作品。诗歌从屈原到杜甫，都在写史；小说如《三国演义》、明清戏曲与传奇的很大一部分，都写的是兴衰。”这样的文学传统，在白先勇的写作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的小说多每借新旧交替时代的人物故事，写出历史兴替和人事沧桑。“如果把《台北人》和《父亲与民国》连在一起看，你可以看出互相照应的血缘关系。”

《父亲与民国》是2012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之上卷，下卷为《台湾岁月》，共由约600幅珍贵历史照片，以及白先勇撰写的10余万文字构成；近日出版的《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与历史学者廖彦博合著)，则通过寻访耆老，搜集湮没史料，还原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后，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奉命来台平息事件，制止军警滥捕滥杀，采取宽大政策安抚民心的关键16天。

白先勇坦言，从小说写作转到历史写作，其实“很吃力”。小说是用虚造的人物，象征的手法，捕捉一个时代的精神。而历史写作则必须一句句都要有根据，“人物、事实，都不好有偏差的。”

因为自觉缺乏严格的史学训练，白先勇一直希望能由别人来为父亲写史，可等来的几本与白崇禧相关的书，“我都不认识那个传主是我父亲，面目全非。”只好亲自动手。

从梳理档案到口述访谈，把被掩盖的历史真相还原回来

“在我有自己的观点之前，我一定要把我父亲所做所经历的事实搞清楚。”

白先勇告诉记者，身为陆军一级上将的父亲白崇禧，其军事生涯从武昌起义开始，指挥过北伐、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许多重要战役，他的一生也是民国史的一部分。但由于种种原因，白崇禧做的很多事情被掩盖掉了，或者曲解了。“因为蒋介石猜忌我父亲的关系，台湾方面是有意识地抹杀，所以我现在要把他真正做过的事情，他的为人还原回来。”

那么，如何保证客观性呢？

白先勇坚持用材料说话。《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是图传，用历史照片还原历史场景。《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则运用各项档案、电报、函件，以及相关当事人的日记与口述访谈记录，重建白崇禧奉命来台宣慰善后的前因后果。

白先勇告诉记者，其间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资料搜集不易，找到了还要费一番工夫去辨识。由于缺乏史学训练，他独力做《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时非常吃力，照片上的人要一个个认，殊为不易。而《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有青年历史学者廖彦博的加入，两人合作互补，工作起来就轻松多了。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现代历史上最惨痛的悲剧，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至今仍未消散。“事件过去67年，很多当事人不在了，所以我赶快要做，再不做，这些人就都走了。很幸运碰到几个还在。”其中一位88岁的蔡锦文老人，当年仅21岁，已被绑赴刑场，幸得白崇禧制止滥杀的命令及时到达，才捡回一命。“这样获救的人，当时很多。我父亲也因此在台湾民间有很高的声望，这也让蒋介石对他更为猜疑，派特务24小时监控，同时将父亲的历史，如北伐、抗日的军功，当然也包括‘二二八’后来台宣慰的成绩，消灭抹杀。”

白先勇并不讳言，为父亲写书，一定是为父亲讲话的，“你骂你的父亲就不必写了”。不过他也强调，“我跟我父亲处了这么久，我应该最了解他，比起别人更能看清楚他的优缺点，我也不会为他特别忌讳啊。该写的照写。”

而合作者廖彦博则表示，白先勇其实很鼓励他去还原历史的真相，没有一面倒去替白崇禧说话，对白不利的材料也放进书中，并不是说不处理，或者回避。

在白先勇看来，虽然史观与史实是两回事，可以各有各的史观，但事实只有一个。历史就是真相，不是真相就不是历史，“在我有自己的观点之前，我一定要把我父亲所做所经历的事实搞清楚。”

一些关于他父亲的不实传言，也是他要澄清的。比如，曾有前台湾情治人员出书称，白崇禧是被蒋介石派人毒死的，“这是胡说！”白先勇说，“我父亲有心脏病，他是自己死的。”

从远离到继承，父亲的影响想逃也逃不了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文学，父亲的形象每每是用来被反抗的，故有“弑父情结”之说，但对比白先勇的作品，父亲或父辈，却多以引领者的形象出现，比如《孽子》。这与白先勇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

“父亲对我很好，所以没有跟他对着干。”十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五的白先勇是跟父亲关系最好的一个。“我们家是以读书成绩来排家庭地位的，所以我就拼命念书，书念好了，我爸爸就不来找碴了。”白先勇笑称自己是用读书成绩把父亲“蒙骗”了，让他看不到自己的很多缺点。兄弟们没少挨父亲的打，白先勇却极少听到父亲的重话，除了一次：“父亲让我替他寄封信，我放在桌子上两天都没有寄，父亲看见了，说，你这小子，为人谋而不忠！我一下子脸都红了。”

父亲是严父，白先勇少年时对父亲的印象就是，总穿着戎装，骑高头大马，来电话就是问学习成绩。“他最怕我们成为纨绔子弟”，不给小孩子零花钱，不准骂佣人，不让家人坐他的公务车。“坐汽车是特权啦，他不要我们有这种特权的想法。我中学大学都是骑脚踏车上学的。当时会觉得他的教育偏严了。”

如今，白先勇也到了父亲晚年的年纪，对父亲的理解跟写《孽子》时已大为不同，“从前年纪轻，就想离父亲远一点，不要像他。但年纪大了，不自觉地，却越来越像他，照起照片像他，做事情也是说到做到，一专到底。所以我觉得人的家庭遗传很可怕，你逃不了的。这是年轻时没有想到的。”

白先勇跟父亲的最后一面，是在松山机场，1963年1月的一天，他要飞赴美国留学，父亲一直送他到飞机下面，留下了父子俩最后一张合影。“当时，我母亲去世不久，父亲很哀伤，我也是，隐隐觉得这是生离死别。果然，两年后父亲去世，我没来得及赶回来见他最后一面。”

“父亲也跟我讲过他的往事，相当多，但现在看来是不够，因为我当时还不太懂，也没有记下来。现在想来非常遗憾。当我在美国开始懂事的时候，想等回来问他，已经来不及了。”

接到父亲离世的消息，白先勇第一感觉不是悲痛，而是肃然起敬，因为“这是英雄之死”，悲伤是后来慢慢上来的。在为父亲整理传记的过程中，他更深地理解了父亲的理想、担当和隐痛，大传尚未完成，工作还在继续，“让我父亲对历史有一个交代，我对我父亲有一个交代。”

从复兴昆曲到解析“红楼”，对中国文化的兴衰一向很在意

《止痛疗伤》一书的执行主编项秋萍与白先勇合作多年，在她眼里，白先勇是“天下第一等的绝顶聪明人”，做事有效率，想得深远，能够规划一个很大的架构，又很重视细节，而他所做的很多事情，都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最擅长的是搭建平台，用自己的热忱带动同道一起成就一项事业，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台大同学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等创办《现代文学》，涵养了一个时代的杰出作家群，时下台湾文坛的许多成名人物如王祯和、施叔青、陈映真、七等生、水晶、於梨华、李昂、林怀民、黄春明等，皆发轫于此；当他把热情用到了昆曲上，又结合大家的力量，做了一个复兴昆曲的平台。他为父亲写传，亦带动两岸学界把民国史上不清楚的部分给挖掘出来。

虽然重心已经不在昆曲上，但一提起昆曲，白先勇依然意兴盎然，“我一向对中国文化的兴衰是很在意的。当时看到昆曲的衰微，就希望把它复兴起来。”他兴奋地告诉记者，这些年，青春版《牡丹亭》演出超过200场，北京大学的昆曲中心已运作五年，现正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大学也相继开起了昆曲课。“昆曲在校园扎根，学生起劲得不得了，在台大讲座有2000多人报名，只能选四五百人入场。《牡丹亭》在北大演了三轮，2000多人的剧场坐得满满的。”他认为，传统文化教育事关文化认同，“这是要紧的。”

虽然已于1994年从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教职上退休，白先勇仍然孜孜于往返各地校园播撒文化的种子。此次由美国返台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台湾大学的学弟学妹们开设《红梅梦》通识课程，每周一期，共十六讲。限额400人，报名来了2300多人，最后只能电脑抽签。记者在讲堂现场看到，前来“蹭听”的城中文化人颇不少，来得稍迟的学生只好加座了。

“蓸雪芹是我‘师父’。我从小学五六年级就开始看《红楼梦》，看了一辈子，它一直是我的枕边书。”白先勇作品的叙事风格，受《红楼梦》影响甚深。他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红楼梦》是代表性课程，一讲就是29年。以小说家、文学家的身份讲“红楼”，白先勇更注重写作上的解构，并旁征博引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等西方经典，为学子们提供与别不同的解读门径。“我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还看不看《红楼梦》？我要求他们上课前要细读。希望让他们先感兴趣，慢慢年纪大了，会懂得更多。”

“和学生们在一起，他青春的热情又回来了。”项秋萍说。两个小时的课，白先勇站着讲完，毫无倦意。讲到高妙处，不时击桌赞叹。一下讲台，立即有出版人迎上来邀约出书，《红楼梦》讲稿要的，《父亲与我》也要的。白先勇以招牌式的伉爽笑声回应：“我又要被绑住了？退休后比退休前还忙！”

那，累吗？“兴奋！”白先勇说，他保持良好状态的秘诀是：练气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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