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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情绪，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书写中均有表现。
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事实上包含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含义。其一是在过往时段内真实发生过的“原生态历史”，也就是哲学上的“历史本体”。其二是以文本形态呈现和存在的“被叙述的历史”，也即“历史文本”。我们日常所见的各种人物传记、文献资料、史书典籍等等，均属此类。这种“被叙述的历史”，经过史家在一定历史观和价值观支配下的选择、提取、过滤、描述，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但必须注意一点，这种主观性是在客观历史事实规制下的“有限主观性”。换言之，主观因素的介入在“被叙述的历史”中尽管不可避免，但也并非可以毫无限制，不能被过度放大，必须以依附和尊重历史本体为前提，最大程度地逼近客观历史本体。丧失这一点，“被叙述的”就已经不再是历史，而完全沦为了个体化的臆造和想象。
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及其文学追随者，对历史的客观实在性进行彻底怀疑和否定，认为历史不过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其偏误在于，第一，他们混淆了历史本体和历史文本之间的区别和界限，把历史文本等同于历史本体，用历史文本的主观性取代历史本体的客观性；第二，片面放大了历史文本主观性的合理限度，无视历史本体客观性对历史文本主观性的制约，只讲“历史的文本性”，规避“文本的历史性”。其结果，就是将客观性从历史叙事中完全驱逐出去，只剩下肆意妄为的虚构和想象。
正是在这种错误历史观的蛊惑下，主观化倾向在文学的历史书写中发展为不可遏止的浊流，最终酿成对历史的致命伤害。所谓的历史题材创作，有些丝毫见不到历史的踪影，笔之所及，天马行空，纵横穿越。历史上本来没有的事，可以随意杜撰出来，确有的事，可以任意改写、涂抹、移植。用主观概念切割历史，用虚拟想象来表达他自己的历史倾向，甚至政治倾向。
有些作家惯于以文学允许虚构为托词，逃避历史客观性对文学叙事的规约。文学创作的确允许虚构，但是，“虚构”和“虚无”是完全不同的叙事行为，“虚构”不等于“虚无”，更不能成为文学消解历史的理由。从性质上说，虚构和想象都仅仅是一种文学手法。在历史叙事中，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加逼真、形象地表现历史，捍卫历史本身和历史规律的客观性。比如，《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与历史著作《三国志》相比，其中不乏虚构成分，但我们看到，无论如何虚构，它都没有超越客观历史的边界，主要事件与《三国志》相同，就连人物性格也是在《三国志》留下的固定形象上发挥完成的。虚构的介入，不但没有虚无历史，反而更加有力地证明了那段历史，成为后人了解历史的生动文本。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才世代相传，成为经典。
文学“虚无”历史，是在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上预设了一个前提，即认为历史以脱离现实而存在，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无关，将历史视作可以随意消费的娱乐资源，肆意调侃、戏说、恶搞；或者将它当作表达自己特殊意图的工具，可以根据主观意图任意改写、涂抹。这种行为的危害就是，它拒绝了历史提供的各种文化经验进入现实的可能。历史被封存、消费，它所携带的经验和智慧也随之消散。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它构成了这个国家或民族最鲜明而深沉的精神底色。它的生成和发展，始终与历史扭结在一起，同质同构。对历史的尊重，也就是对一个国家或民族价值和信仰的尊重。对历史的叙述和评判，包含着鲜明的价值取向。任何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都是在已有的历史存在中发现价值，在形象化的阐释中重新做出价值判断。文学“虚无”历史，本质上是“虚无”价值，是否定和解构在历史中形成的民族文化价值。时下创作界最流行的，是从所谓“还原历史”“人性发现论”出发，对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进行重塑。其极端者，甚至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汉奸打造成正面角色，寻找所谓的人性，给予无原则的同情。在这里，对汉奸形象的颠覆只是表象，真正颠覆的，是这个形象符号所承载的、人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忠诚与背叛、坚强与怯懦、光荣与耻辱的价值判断。声称寻找历史演进和历史行为的真实内在逻辑，但他们所找到的，无非是突破民族理性底线的所谓“普适人性”。
一个民族作为稳定的共同体而存在，维系它的核心是内在的价值认同。文学“虚无”历史，以相对主义的态度从文化源头和根脉处进行拆解，剔除了彰显历史趋向、代表文明进步的文化价值。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所体现的政治价值、伦理价值、审美价值，是经过历史积淀和检验所形成的结论，这些结论构成了具有稳定性的价值坐标。一旦这座价值坐标被铲除夷平，也就没有了野蛮与文明、落后与进步的分野。历史付出巨大代价，经过漫长求索，才得到的基本的是非之辨、善恶之分、美丑之心，也统统混淆了界限、失去了意义。历史留下的价值遗产，成了随意践踏的瓦砾。它只能导致文化价值进一步碎片化，造成种种精神乱象，影响民族文化认知的深度和广度。人们的精神世界无所附丽，形成巨大的价值空白。文学“虚无”历史，终将解构在历史长河中建立的文化共识，破坏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历史是文学的丰富矿藏，为文学提供了大量创作素材和广阔书写空间。它自身固有的传奇性和内部所蕴含的深刻哲理，让文学家一直对它钟爱有加。古今中外，也的确产生了一大批历史题材的经典名著。但是，以历史为表现对象，并不能先天地提升作品的品位和质量。相反，对文学而言，历史是一把双刃剑。表现得当，可以为作品增加厚重感，使之成为壮美的史诗；表现失当，则会让作品陷入轻佻、浅薄，丧失文学应有的力量。这里的决定因素就是作家的历史观，用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历史。只有对历史抱有敬畏之心，深刻、清醒、客观、理性地认识历史、表现历史，文学才能在历史的书写中，展现出独特的思想魅力和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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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情绪，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书写中均有表现。
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事实上包含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含义。其一是在过往时段内真实发生过的“原生态历史”，也就是哲学上的“历史本体”。其二是以文本形态呈现和存在的“被叙述的历史”，也即“历史文本”。我们日常所见的各种人物传记、文献资料、史书典籍等等，均属此类。这种“被叙述的历史”，经过史家在一定历史观和价值观支配下的选择、提取、过滤、描述，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但必须注意一点，这种主观性是在客观历史事实规制下的“有限主观性”。换言之，主观因素的介入在“被叙述的历史”中尽管不可避免，但也并非可以毫无限制，不能被过度放大，必须以依附和尊重历史本体为前提，最大程度地逼近客观历史本体。丧失这一点，“被叙述的”就已经不再是历史，而完全沦为了个体化的臆造和想象。
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及其文学追随者，对历史的客观实在性进行彻底怀疑和否定，认为历史不过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其偏误在于，第一，他们混淆了历史本体和历史文本之间的区别和界限，把历史文本等同于历史本体，用历史文本的主观性取代历史本体的客观性；第二，片面放大了历史文本主观性的合理限度，无视历史本体客观性对历史文本主观性的制约，只讲“历史的文本性”，规避“文本的历史性”。其结果，就是将客观性从历史叙事中完全驱逐出去，只剩下肆意妄为的虚构和想象。
正是在这种错误历史观的蛊惑下，主观化倾向在文学的历史书写中发展为不可遏止的浊流，最终酿成对历史的致命伤害。所谓的历史题材创作，有些丝毫见不到历史的踪影，笔之所及，天马行空，纵横穿越。历史上本来没有的事，可以随意杜撰出来，确有的事，可以任意改写、涂抹、移植。用主观概念切割历史，用虚拟想象来表达他自己的历史倾向，甚至政治倾向。
有些作家惯于以文学允许虚构为托词，逃避历史客观性对文学叙事的规约。文学创作的确允许虚构，但是，“虚构”和“虚无”是完全不同的叙事行为，“虚构”不等于“虚无”，更不能成为文学消解历史的理由。从性质上说，虚构和想象都仅仅是一种文学手法。在历史叙事中，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加逼真、形象地表现历史，捍卫历史本身和历史规律的客观性。比如，《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与历史著作《三国志》相比，其中不乏虚构成分，但我们看到，无论如何虚构，它都没有超越客观历史的边界，主要事件与《三国志》相同，就连人物性格也是在《三国志》留下的固定形象上发挥完成的。虚构的介入，不但没有虚无历史，反而更加有力地证明了那段历史，成为后人了解历史的生动文本。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才世代相传，成为经典。
文学“虚无”历史，是在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上预设了一个前提，即认为历史以脱离现实而存在，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无关，将历史视作可以随意消费的娱乐资源，肆意调侃、戏说、恶搞；或者将它当作表达自己特殊意图的工具，可以根据主观意图任意改写、涂抹。这种行为的危害就是，它拒绝了历史提供的各种文化经验进入现实的可能。历史被封存、消费，它所携带的经验和智慧也随之消散。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它构成了这个国家或民族最鲜明而深沉的精神底色。它的生成和发展，始终与历史扭结在一起，同质同构。对历史的尊重，也就是对一个国家或民族价值和信仰的尊重。对历史的叙述和评判，包含着鲜明的价值取向。任何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都是在已有的历史存在中发现价值，在形象化的阐释中重新做出价值判断。文学“虚无”历史，本质上是“虚无”价值，是否定和解构在历史中形成的民族文化价值。时下创作界最流行的，是从所谓“还原历史”“人性发现论”出发，对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进行重塑。其极端者，甚至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汉奸打造成正面角色，寻找所谓的人性，给予无原则的同情。在这里，对汉奸形象的颠覆只是表象，真正颠覆的，是这个形象符号所承载的、人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忠诚与背叛、坚强与怯懦、光荣与耻辱的价值判断。声称寻找历史演进和历史行为的真实内在逻辑，但他们所找到的，无非是突破民族理性底线的所谓“普适人性”。
一个民族作为稳定的共同体而存在，维系它的核心是内在的价值认同。文学“虚无”历史，以相对主义的态度从文化源头和根脉处进行拆解，剔除了彰显历史趋向、代表文明进步的文化价值。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所体现的政治价值、伦理价值、审美价值，是经过历史积淀和检验所形成的结论，这些结论构成了具有稳定性的价值坐标。一旦这座价值坐标被铲除夷平，也就没有了野蛮与文明、落后与进步的分野。历史付出巨大代价，经过漫长求索，才得到的基本的是非之辨、善恶之分、美丑之心，也统统混淆了界限、失去了意义。历史留下的价值遗产，成了随意践踏的瓦砾。它只能导致文化价值进一步碎片化，造成种种精神乱象，影响民族文化认知的深度和广度。人们的精神世界无所附丽，形成巨大的价值空白。文学“虚无”历史，终将解构在历史长河中建立的文化共识，破坏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历史是文学的丰富矿藏，为文学提供了大量创作素材和广阔书写空间。它自身固有的传奇性和内部所蕴含的深刻哲理，让文学家一直对它钟爱有加。古今中外，也的确产生了一大批历史题材的经典名著。但是，以历史为表现对象，并不能先天地提升作品的品位和质量。相反，对文学而言，历史是一把双刃剑。表现得当，可以为作品增加厚重感，使之成为壮美的史诗；表现失当，则会让作品陷入轻佻、浅薄，丧失文学应有的力量。这里的决定因素就是作家的历史观，用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历史。只有对历史抱有敬畏之心，深刻、清醒、客观、理性地认识历史、表现历史，文学才能在历史的书写中，展现出独特的思想魅力和艺术魅力。
一个时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情绪，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书写中均有表现。
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事实上包含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含义。其一是在过往时段内真实发生过的“原生态历史”，也就是哲学上的“历史本体”。其二是以文本形态呈现和存在的“被叙述的历史”，也即“历史文本”。我们日常所见的各种人物传记、文献资料、史书典籍等等，均属此类。这种“被叙述的历史”，经过史家在一定历史观和价值观支配下的选择、提取、过滤、描述，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但必须注意一点，这种主观性是在客观历史事实规制下的“有限主观性”。换言之，主观因素的介入在“被叙述的历史”中尽管不可避免，但也并非可以毫无限制，不能被过度放大，必须以依附和尊重历史本体为前提，最大程度地逼近客观历史本体。丧失这一点，“被叙述的”就已经不再是历史，而完全沦为了个体化的臆造和想象。
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及其文学追随者，对历史的客观实在性进行彻底怀疑和否定，认为历史不过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其偏误在于，第一，他们混淆了历史本体和历史文本之间的区别和界限，把历史文本等同于历史本体，用历史文本的主观性取代历史本体的客观性；第二，片面放大了历史文本主观性的合理限度，无视历史本体客观性对历史文本主观性的制约，只讲“历史的文本性”，规避“文本的历史性”。其结果，就是将客观性从历史叙事中完全驱逐出去，只剩下肆意妄为的虚构和想象。
正是在这种错误历史观的蛊惑下，主观化倾向在文学的历史书写中发展为不可遏止的浊流，最终酿成对历史的致命伤害。所谓的历史题材创作，有些丝毫见不到历史的踪影，笔之所及，天马行空，纵横穿越。历史上本来没有的事，可以随意杜撰出来，确有的事，可以任意改写、涂抹、移植。用主观概念切割历史，用虚拟想象来表达他自己的历史倾向，甚至政治倾向。
有些作家惯于以文学允许虚构为托词，逃避历史客观性对文学叙事的规约。文学创作的确允许虚构，但是，“虚构”和“虚无”是完全不同的叙事行为，“虚构”不等于“虚无”，更不能成为文学消解历史的理由。从性质上说，虚构和想象都仅仅是一种文学手法。在历史叙事中，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加逼真、形象地表现历史，捍卫历史本身和历史规律的客观性。比如，《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与历史著作《三国志》相比，其中不乏虚构成分，但我们看到，无论如何虚构，它都没有超越客观历史的边界，主要事件与《三国志》相同，就连人物性格也是在《三国志》留下的固定形象上发挥完成的。虚构的介入，不但没有虚无历史，反而更加有力地证明了那段历史，成为后人了解历史的生动文本。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才世代相传，成为经典。
文学“虚无”历史，是在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上预设了一个前提，即认为历史以脱离现实而存在，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无关，将历史视作可以随意消费的娱乐资源，肆意调侃、戏说、恶搞；或者将它当作表达自己特殊意图的工具，可以根据主观意图任意改写、涂抹。这种行为的危害就是，它拒绝了历史提供的各种文化经验进入现实的可能。历史被封存、消费，它所携带的经验和智慧也随之消散。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它构成了这个国家或民族最鲜明而深沉的精神底色。它的生成和发展，始终与历史扭结在一起，同质同构。对历史的尊重，也就是对一个国家或民族价值和信仰的尊重。对历史的叙述和评判，包含着鲜明的价值取向。任何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都是在已有的历史存在中发现价值，在形象化的阐释中重新做出价值判断。文学“虚无”历史，本质上是“虚无”价值，是否定和解构在历史中形成的民族文化价值。时下创作界最流行的，是从所谓“还原历史”“人性发现论”出发，对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进行重塑。其极端者，甚至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汉奸打造成正面角色，寻找所谓的人性，给予无原则的同情。在这里，对汉奸形象的颠覆只是表象，真正颠覆的，是这个形象符号所承载的、人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忠诚与背叛、坚强与怯懦、光荣与耻辱的价值判断。声称寻找历史演进和历史行为的真实内在逻辑，但他们所找到的，无非是突破民族理性底线的所谓“普适人性”。
一个民族作为稳定的共同体而存在，维系它的核心是内在的价值认同。文学“虚无”历史，以相对主义的态度从文化源头和根脉处进行拆解，剔除了彰显历史趋向、代表文明进步的文化价值。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所体现的政治价值、伦理价值、审美价值，是经过历史积淀和检验所形成的结论，这些结论构成了具有稳定性的价值坐标。一旦这座价值坐标被铲除夷平，也就没有了野蛮与文明、落后与进步的分野。历史付出巨大代价，经过漫长求索，才得到的基本的是非之辨、善恶之分、美丑之心，也统统混淆了界限、失去了意义。历史留下的价值遗产，成了随意践踏的瓦砾。它只能导致文化价值进一步碎片化，造成种种精神乱象，影响民族文化认知的深度和广度。人们的精神世界无所附丽，形成巨大的价值空白。文学“虚无”历史，终将解构在历史长河中建立的文化共识，破坏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历史是文学的丰富矿藏，为文学提供了大量创作素材和广阔书写空间。它自身固有的传奇性和内部所蕴含的深刻哲理，让文学家一直对它钟爱有加。古今中外，也的确产生了一大批历史题材的经典名著。但是，以历史为表现对象，并不能先天地提升作品的品位和质量。相反，对文学而言，历史是一把双刃剑。表现得当，可以为作品增加厚重感，使之成为壮美的史诗；表现失当，则会让作品陷入轻佻、浅薄，丧失文学应有的力量。这里的决定因素就是作家的历史观，用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历史。只有对历史抱有敬畏之心，深刻、清醒、客观、理性地认识历史、表现历史，文学才能在历史的书写中，展现出独特的思想魅力和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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