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不许说真话怎么拍现实

芦苇在新书《电影编剧的秘密》中，直批第五代导演不会讲故事，但他更感慨的是，如果不是赶上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文化探索时期，自己可能根本不会来当编剧。

芦苇1976年进入西影厂做绘景工，当时厂里大量拍的是“有力的宣传工具”。和第五代导演一样，在吴天明的帮助下，芦苇逐步转为编剧，至今写了23个剧本，拍了10个，包括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叶大鹰的《红樱桃》、周晓文的《秦颂》、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在编剧里面“算是拍得比较多的”。

出不来的电影，有项目原因，吴宇森的《赤壁》，他写了一稿，没用，剧本收在了书里；王全安的《白鹿原》，他写了七稿，王全安用了自己写的。对芦苇来说，“改编《白鹿原》的意义是拒绝遗忘”，他会把自己的剧本单独出书，让世人对比，从剧本到电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出不来的电影，也有审查原因。芦苇至今不能理解的是，当年张艺谋执导、自己编剧的电影《活着》，因为“一个电话”就被毙了。

他最近拍不出来的电影叫《等待》，改编自哈金的同名小说，折射了一代人的纠结、彷徨、挣扎和选择，但因为“涉及军婚”，也没拍成。

“要电影分级，不要长官意志”

问：最近宋丹丹跟编剧打口水仗，你站在哪边？

芦苇：我完全置身事外看这个事，宋丹丹有权利发表她的见解，但她的见解必然有片面性。她透露了一种情绪，就是对中国电影编剧的失望，失望是有道理的，因为烂产品很多。中国电影专业素质偏低，跟中国导演、制片人一样，素质偏低是事实，但是要把整个行业素质偏低，完全归结到编剧身上，有点不公平。

问：那是谁的问题？

芦苇：现在电影界的问题很多，从创作来说，最根本的还是电影制度问题。在一块很贫瘠的土壤里面长不出好庄稼来，电影法的确立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张艺谋的《活着》，我是编剧，被枪毙了。当时的电影局长滕进贤亲口告诉我们的，有人给他打电话，说你要是让这个电影公演了，一切反共电影都可以公映。一个耸人听闻的大帽子。你根据哪条法律说《活着》不可以公映，只是长官意志论，一个否定意见就让你过不了关。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东西，没有法律保证，就是一团糟。

问：你觉得哪些审查是需要的，哪些审查是不需要的？

芦苇：分级制是需要的，长官意志是不需要。分级制应该是公开而透明的一个制度，你不能枪毙它，但能定影片的级别。针对发行对象做分级限制，规定什么电影适合什么人看。什么类型的电影都有生存的权利。韩国电影为什么起飞？1980年代以前韩国电影是亚洲的笑料，立法以后韩国电影制造了亚洲的电影奇观。说到底，电影法是衡量一个国家电影生产是否健全的一个标志。

问：你改编哈金的小说《等待》，好像一直也没出来？

芦苇：我是2000年接到这个剧本创作，陈可辛找我写，当年就交稿了，没立项，据说是涉及军婚，枪毙了。小说很棒，在美国得了四个大奖。表面看讲的是一个婚外恋的故事，实际上折射了一代人的问题，他们的纠结，彷徨、挣扎、选择，如果要拍成电影，我坚信是好电影，是对人的真实情感的表达，对现实历史的真实表现，拿到世界影坛上去，将会让我们非常自豪。但是这样的电影不能拍，不允许电影说实话，那电影就只能说假话，只能说像《小时代》这样的话。

问：《小时代》你也看了？

芦苇：专门到电影院看的，我是纯粹从专业的技术的角度去看的，很客观地说，电影的类型意识非常清楚，知道他的电影是为谁服务的，票房诉求很明确，这方面郭敬明比陈凯歌要自觉。

凯歌的《无极》没有类型意识，相当混乱，他自己说是魔幻武侠，实际上没有武侠，只有莫名其妙的魔幻。武侠永远都讲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维护正义、维护公理，这是武侠精神，在《无极》里面有吗？最后票房也很尴尬。

“不许说真话怎么拍现实”

问：你说过“电影到了某个时间段，感觉一个时代结束了”，怎么解释？

芦苇：这个时代的结束有两次，一次是粉碎“四人帮”的时候，电影开始有变化。1983年吴天明当了西影厂厂长，陈凯歌和张艺谋拍了《黄土地》，我看了之后特别振奋，中国人也能拍出真正的电影，能拍出货真价实的艺术电影。吴天明之前，电影厂厂长换了好几拨，跟走马灯似的，有些领导对电影是根本不懂。现在看来，吴天明开创了新厂的新时代，开创了中国电影的时代，影响很大。

问：这个“电影新时代”是怎么结束的？

芦苇：1990年代初，吴天明被扫地出门。到了1997年、1998年，第五代导演和吴天明时代彻底结束。电影走上了政治和商业结合的道路，只剩下两种类型：商业片和主旋律，艺术电影基本上死亡。能够真实反映我们这个社会现实的，反思历史真相的，在思想和文化上有探索精神的，全盘死亡。

问：第五代导演最让你觉得可惜的，或者不能接受的是什么？

芦苇：价值观的混乱、迷茫，这个是不能接受的，电影技巧的低劣和无序也很难接受。可以说他们是因为价值观的混乱带来了电影技巧的混乱。比如陈凯歌的电影，他后来的片子跟《黄土地》、《霸王别姬》做一个比较，差距太大了，好像不是一个人拍的。

问：这是第五代电影人的共性吗？

芦苇：差不多，张艺谋拍《红高粱》，拍《秋菊打官司》、《活着》这样的电影，你能相信他能拍出《三枪拍案惊奇》这样的电影吗？这都是被商业潮流裹胁的妥协姿态，合流的姿态，在价值观的方向上，既没有坚守也没有突破，甚至滑到俗流里面去了。

他们从理想主义者——电影界也有理想主义者，经历了以电影艺术家的身份转变为各种各样的商业的环境里面去了。

1970年代末一直到1990年代初，中国的整个知识界、学界还有一种向上探索的精神，今天已经没有了。今天是一个商品的，是一个文化价值观暧昧不清的时代。

问：现在电影里的现实题材作品特别少，是编剧不爱写，还是写了没人拍？

芦苇：都有。管理部门也不鼓励，中国有那么多迫切的社会问题……《活着》都不让你拍，能让你拍这些吗？

问：也有人认为，现实题材的影片观众不爱看，你认同吗？

芦苇：有道理，但作品质量低劣是第一位的。不允许说真话就很难拍好现实题材，谁不知道自己周围发生什么，每个人都是知情者，不像历史片，你还得猜测是不是有这事，现实生活的片子，我们谁都有具体的生活经验。

问：陈凯歌也会拍《搜索》这样的现在时题材，这是当今现实题材的一种吗？

芦苇：《搜索》在网友看起来就是一个笑话，这是虚构的完全站不住脚的匪夷所思的故事。无知、无觉、无察，是“三无”，你让他去表现生活，肯定观众就不买账了。现在电影工作者，某一部分已经成为高等华人了，对于中国现而今的社会真相他们是似懂非懂，不求甚解，或者是有意回避，或者是有意粉饰。

“美国电影如火如荼，兴了国，安了邦”

问：《白鹿原》电影上映以后，你一直拒绝访问，为什么？

芦苇：我不是拒绝访问，我是拒绝署名。那个电影用我的剧本的大概有六分之一，很少一部分，那个电影拍得太烂了，我觉得丢人。我当时对这个电影版做了八个字的评价：平庸散乱、不知所云。它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主题，不知道在说什么，所有的人物好像都是概念化的人物，难以和观众的心灵沟通。那个小说写得多好，拿着那么好的资源，拍成那么一个轻飘飘的、寡淡的电影。

问：是因为小说太庞大，或者说太敏感吗？

芦苇：《白鹿原》引申出来一个很好的话题，电影导演每每抱怨说中国没有好剧本，没有好题材，《白鹿原》再不是好题材什么是好题材？我刚刚把剧本出了，我就希望大家把它作比较，看到这个剧本和电影的距离，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生产出了这样一部让观众不待见的电影。

问：你参与过很多小说改编，剧作改编哪些是必须做的，哪些是绝对不能做的？有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芦苇：编剧第一个问题是要找到剧作的灵魂，这个电影的主题是什么，魂是什么，第二是叙述技巧，讲故事的技能，你用什么方式来讲这个故事，怎么样把这个故事讲生动了，讲鲜活了，讲得扣人心弦，这是一种技巧，所以改编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个是灵魂问题，一个是技巧问题。编剧工作说一千道一万，最后都得归结到这两点。

问：你最近的编剧作品是《狼图腾》，跟法国导演合作的感觉如何？

芦苇：非常愉快。我们总能够找到关键的问题，总能解决关键的问题，这个很刺激。国外导演不犯常识性错误，比如说要求情节的叙述和人物的定位，定位鲜明，情节叙述就合情合理，他们能做到合情合理，他们最关心的是怎么样把故事讲好。

问：前段时间冯小刚导的《私人订制》，引起舆论狂批，你觉得冯小刚会讲故事吗？

芦苇：小刚做小制作电影蛮出色的，他的问题是一大就失范了，掌控不了大制作，比如说《1942》、《集结号》和《夜宴》。你从这三个大制作来看，他不具备大制作的成熟的能力，但一些小片子，尤其是都市题材的小片子，拍得蛮有灵气的。《私人订制》我只当娱乐片看了，小刚自己也没说这个片子有多么重要。他很看重《1942》，我也很看重，这是中国历史真相的一个表达，但表达失败了。电影叙述散乱无力，杂乱无章，架构不够结实，其实那个电影小刚真是上了心了，摄影、演员、服装道具，很够水准，但从创作的角度看，整体涣散，线索太多，叙述无力。换句话说，打造经典的功力还是不够。

问：都说中国电影的黄金年代过去了，你同意吗？

芦苇：我觉得中国黄金时代还没过来呢。美国电影如火如荼，人家兴了国，安了邦。美国有4万家电影院，电影是他们生活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美国所有的电影都在说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电影为什么所向无敌，它的制度在那儿，只有有了好的规则才有好的游戏，有了健康的制度，才有正常的游戏，否则这个游戏肯定不正常。

真正的电影黄金时代应该像美国电影一样，有票房、有影响力、有品牌、有信誉、有创作自由、有精品问世。这个时代我们都在翘首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