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互相诋毁 说假话在所难免

一、说错话的胡适

1922年3月3日，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写道：“民国六年的《新青年》里有许多讨论文学的通信，内中钱玄同的讨论很多可以补正胡适的主张。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归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胡适六人轮流编辑。这一年的《新青年》（四卷五卷），完全用白话文做文章。七年四月有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名为‘建设的’，其实还是破坏的方面最有力。”

这篇四万多字的长文是专门为《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册撰写的，初稿曾经送给蔡元培、鲁迅等人征求意见，按照常理应该被视为历史定论。但是，问题恰恰就出在刊登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新青年》4卷4号上：这期杂志的轮值编辑是陶孟和而不是李大钊。

刘半农在1917年10月16日致钱玄同信中以“台柱”自居倡议组建《新青年》同人团队时，李大钊刚刚脱离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日刊》南下上海，入住孙中山任命的广州军政府驻上海全权代表孙洪伊家中从事政治活动。同年11月11日，李大钊由南京返回北京，住进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章士钊家中担任家庭教师。1918年3月，李大钊接替章士钊的北大图书馆主任一职。在此之前，《新青年》第四、第五卷的轮值编辑已经确定，李大钊显然没有机会成为轮值编辑。

二、沈尹默的“全篇扯谎”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误写历史，在1949年之前并没有引起太大歧义。到了1949年之后，由于李大钊、鲁迅的政治地位被人为抬高和陈独秀、胡适的政治地位被人为压低，与《新青年》相关的历史事实被接连不断地改写虚构，其中以《新青年》旧同人沈尹默的相关言论最具代表性。

查勘曹伯言整理的《胡适日记全编》，流亡美国的胡适在1952年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胡家健从香港寄来剪报《大公报》，有十二月二日《大公报》在上海开的‘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的记载与数据。……沈尹默的一篇则是全篇扯谎！这人是一个小人，但这样下流的扯谎倒是罕见的！”

被胡适认定为“全篇扯谎”的沈尹默发言稿，以《胡适这个人》为标题发表在1951年12月2日的香港《大公报》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陈独秀到北大后，把《新青年》杂志移到北京来办，由北大几个同人分别任编辑。有一期是归钱玄同轮值编辑的，登了一篇王敬轩和林琴南新旧斗争的文章，大部分是刘半农的手笔，而博士大为不满，认为这样不庄重的文字有失大学教授的尊严体统，硬要把这个杂志编辑要归他，这一来，惹起了鲁迅弟兄的愤慨，他们这样说：《新青年》如果归胡适一人包办，我们就不投稿。又是我多事，出头向胡适说，你不能包办，万不得已时，仍旧由独秀收回去办倒可以。”

到了1956年，沈尹默把上述“扯谎”文字稍作变通后录入《鲁迅生活中的一节》再次发表：“新青年杂志由独秀带到北京之后，有一时期，曾交由鲁迅弟兄、玄同、胡适和我分期担任编辑，我是长期病眼的人，不宜而且不善于做编校工作，因此，凡轮到我编辑的一期，总是交给玄同、半农去代办。大家应该还记得，那时新旧文学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玄同、半农，最为起劲，以林琴南为放矢之的；半农曾化名为‘王敬轩’和玄同串演了一次哄动一时的双簧，不料触怒了‘胡博士’，他提出了抗议，认为这种有失士大夫，‘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章，不应该发表，并且极力主张把这个杂志收归他一个人去编辑，不许半农预闻。鲁迅是支持玄同和半农的，听见了‘胡博士’的话，马上斩钉截铁地告诉他，这个杂志如果归你一手包办，我们就坚决不投稿。这样一来，‘胡博士’便知难而退了。”

在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另有沈尹默长文《我和北大》，其中进一步虚构改写了与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相关的历史事件：“《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个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

而在事实上，《新青年》第四、五两卷共十二期是由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六个人轮值编辑的。第六卷共六期是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六个人轮值编辑的，其中的高一涵和李大钊顶替的是预备出国的陶孟和、刘半农留下的空缺。鲁迅即周树人和他的兄弟周作人，从来都没有担任过轮值编辑。

三、鲁迅的假话与周作人的还原

与沈尹默的相关回忆相印证，鲁迅此前在《〈守常全集〉题记》中写道：“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

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另有内容相近的事后追忆：“《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在持续几十年的时间里，鲁迅的每一句话语在其研究者及崇拜者眼中，都拥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于是，鲁迅曲笔虚构的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并且参加《新青年》每出一期的编辑会议，在相关著述中成为不移之论。一直在委曲求全地表示异议争鸣的，只有鲁迅的同胞兄弟、因“汉奸”罪名被剥夺正当话语权的周作人。

在《知堂回想录•卯字号的名人二》中，周作人写道：“在这以前，大约是第五六卷吧，曾议决由几个人轮流担任编辑，记得有独秀，适之，守常，半农，玄同，和陶孟和这六人，此外有没有沈尹默那就记不得了，……关于《新青年》的编辑会议，我一直没有参加过，《每周评论》的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只是客员，平常写点稿子，只是遇着兴废的重要关头，才会被邀列席罢了。”

比起公开发表的相关文字，周作人在1958年1月20日写给曹聚仁的私信中，表现得更加真诚坦白：“《鲁迅评传》也大旨看完了，很是佩服，个人意见觉得你看的更是全面，有几点私见写呈，只是完全‘私’的，所以请勿公开使用。一、世无圣人，所以人总难免有缺点。鲁迅写文态度本是严肃、紧张，有时戏剧性的，所说不免有小说化之处，即是失实——多有歌德自传‘诗与真实’中之诗的成份。例如《新青年》会议好像是参加过的样子，其实只有某一年中由六个人分编，每人担任一期，我们均不在内，会议可能是有的，我们是‘客师’的地位向不参加的。”

迄今为止，包括鲁迅日记在内的几乎所有的文献记录，都不足以证明鲁迅确实参加过所谓“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更不足以证明《新青年》当真有过“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的例会制度。周作人所谓“不免有小说化之处，即是失实”，就得直白一点，就是鲁迅在这件事情上，确实是说了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