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郎永淳：站在自媒体时代的浪尖

问：您现在如何看待生死这个观念有没有什么变化？

郎永淳：一开始很害怕，在2010年刚刚开始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她（编者注：郎永淳妻子吴萍）的心里是完全恐惧的。第一想法怎么会是这样？包括我，一开始我对于生死可能比她看得相对透彻一点，因为我曾经在医院里面实习过，也在急诊科待过。

那个时候最害怕的就是在你上夜班的时候，一个人在你面前从生到死，你完全目睹了，这个时候你对于生命的理解可能跟常人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从来没有觉得，突然有一天，这个过程可能就摆在你的面前，并且来的那么突然，在孩子那么小的一个时间段当中，来到了自己的家庭里面，让我的爱人经受到肿瘤病魔的侵袭。

这个病魔对于我的打击，就是让我突然之间意识到，原来生和死其实离我也很近，以前我是看别人，今天我有可能我要面对这样一个过程。

而对于她（吴萍）来讲，她觉得完全不可理解，“这个世界一下子抛弃我了”。但是当你想清楚了之后，我就觉得我们必须要面对它。因为未来我们或早或晚，终归会有一天要去和死神对话，要面对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过程怎么样去更有质感，怎么样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对这个世界没有太多的遗憾，并且又给这个世界留下或多或少的记忆，给这个世界留下我们称之为我们留给世界的礼物？当然世界也给予了我们一个礼物，就是我们的孩子，（要）让他健康的成长，让他再好好的走好。他从一次偶然来到这个世界上，再到最终的一个必然，离开这个世界，完成他的一个过程。

通过这四年的治疗，通过我们家庭之间的几次讨论，我们对于生，对于死可能有了更直接的，更彻底的深入到我的骨髓里面的一系列的想法。这种想法可能只有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才能够体会，我希望通过这本书来分享出来，可能也会引起一系列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体会的人的一些同感，或者是共鸣。我们不希望更多的人在这本书当中读到的是痛苦，而是（从中）读到的我们面对痛苦、面对挑战、面对困难，一路走过来，虽然有艰辛，但是我们带着眼泪在奔跑，我们擦干眼泪用微笑来面对所有的一切，最终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乐观的结果。

现在要给大家报告的就是今年的1月15日她去301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检查的结果让我觉得非常高兴，非常乐观。一个是像半年之前那次检查报告一样，以前监测到的，肝脏上的转移点，所有的小的是消失掉了。唯一的剩的特别大的，正在显著缩小，并且还有一个最乐观的一个结果，就是叫做未见代谢，没有代谢就意味着医学的角度来讲它就是一个凋亡的状态，停止生长了。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状态。

这样的一个结果的取得，让我们感觉到生命真的是非常非常神奇，当然在面对必然的一个死亡的过程中，我们在不停地来做好我们的这种平衡，来让我们的生存质量更高，来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珍惜每一天，每一秒，这个时候你才会感受到真正意义上的那种生命的珍贵。

孩子的成熟，在一点一滴中渗透

问：从您的孩子角度来说，父母的抗癌经历，对他都有哪些影响？

郎永淳：孩子一开始很不理解，为什么我妈妈老是生病，然后他妈妈跟他的班主任说了这个情况，没有太多的时间来陪伴孩子，可能请老师如果有可能的话，多关照一下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特别的内向，特别的腼腆，但是特别特别的要强，如果老师能够给他多一些关心的话，可能会帮助他走过这段过程。

但是孩子突然有一天回来跟妈妈说，“我不希望你生病，我也不希望别人在讨论我的妈妈生病了，我也不希望别人知道我的妈妈生病了。”他就反反复复追问，“你到底得了什么病，你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其实在他的心里有一个抵触，也有一个觉得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结局在等着他的想法。

那个时候他是四年级，但是他自己实际上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以前他的妈妈会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包括我也会抽出时间去送他，接他。到了四年级的下学期，妈妈身体不好，开始频繁的住院，孩子自己就知道，我要和同学一块结伴做公交车去上学，然后一块结伴从学校里面再走回来，走上二十几分钟回到家里面，自己去整理功课，去写自己的作业。

上到五年级开始碰上他妈妈得的肿瘤，他那个时候一开始不承认，到后来承认，再后来通过他的阅读，来告诉妈妈，说我们要科学的去处理它。怎么样去科学的处理它，他那个时候很崇拜乔布斯，包括从2010年一直到2012年底，到2013年年初在做第二次化疗的时候，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从否定到不愿意接受到逐渐地接受，到后面提出自己的建议，说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治疗它，现有的科学手段，能让你活得质量更高，活的时间更长。

像他跟妈妈去谈，他说妈妈你看乔布斯只活了七年多，他得了肿瘤之后，他先是不去治疗，不去手术，要饿死它，要全吃素等等等等，到最后没办法，还要去做手术，还要再回过头来补化疗等等等等，我觉得他是这么牛的一个人，可他一开始没走一条比较科学的路，我希望你不要走他那个弯路，我希望你能够科学的去治疗，将来会比他活得更长，一定要超过乔布斯的七年。

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他也是在逐渐地成长，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从一开始的否定、不接受，再到逐渐地去接受它，面对它。再到最后能够加入他的力量来帮助这个家庭，来帮助爸爸来帮助妈妈。甚至到他一开始不理解家庭会议当中我们俩作为家长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出国），到最终自己主动提出来，说爸爸，你当时提出来的要让我到美国去上学，妈妈陪着我一块到美国去，我应该做什么准备，我应该做什么？

到了学校了以后，经过这半年的学习，他突然有一天跟妈妈说，为什么不早一点送我过来。在一年之间，他慢慢知道自己应该去接受，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样的准备，再到努力的去融入那个环境，去适应那种新的生活，最后提出来说为什么不早一点给我送出来，他说我以前，我的那个所谓的学习好，成绩好，全都是我背出来的。现在我觉得，我真正知道我应该怎么去学习，我学习是为了什么，把自己学习的动力完全都激发出来了，并且学习的路径也基本上知道应该去怎么走了。

没有医疗保险，在美国看病是天价

问：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一个人得了癌症，很少有人有这个条件、能力去美国治疗。可能大家会想到说，因为您是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所以您有这个能力去创造这种环境，把妻子送到美国去，您怎么看待这种看法？

郎永淳：在2013年的1月份，吴萍在肿瘤医院做肝转移之后的第一期化疗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意识到，我要做跟第一次治疗不一样的改变。其实我后来也想明白了，就是在自己得肿瘤的时候，是有一系列的诱因，比如说先天的基因上可能有容易得某一种肿瘤的基因。这是先天的，我们不可能改变的，或者之前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改变的。

第二种就是环境因素的影响，这当中可能也包括生活的习惯，工作的习惯，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第三点可能在于怎么样调整好自己的心情，你如果自己垮下，用沮丧和泪水天天来面对它的话，它也一定回报给你是沮丧、悲伤，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恶化。

我的朋友从美国回来，带回来他们那个小镇那个图片。因为我的这个朋友他家里面有两个肿瘤患者，已经有十年了。他觉得可能我们作为家属能做的就是能够尽力的去创造，给他调换一个环境，让他的心情能够更乐观一些，他提议可以不可以尝试着去美国修养。

其实我要说的是，在美国我们是看不起病的，我们在美国没有任何的治疗，所有的治疗都是国内完成的。

她曾经有一次到美国的耶鲁大学的医学院附属医院去看病，因为她一直吃一个口服化疗药造成了不良的反应，头一直疼。她的房东很关心，通过家庭医生联系到了耶鲁大学医学院，那个比较好的肿瘤科医生来给他看，看完了以后给了一个单子，这个单子就是这次门诊的费用，十分钟要付出的是700美金，然后他又给你开了一个检查单，说等账单出来了以后告诉你，这个检查需要多少钱，你再决定做还是不做。或者是说，你要觉得贵的话，你飞到中国再去做。

你知道这三项检查它的费用是多少吗？一个头部的CT，一个骨扫描，还有一个胸腹部的，就是肝脏部位的核磁。

问：应该超过3000美金吧？

郎永淳：3万美金，在国内做这些，我估计应该是在1万以内。但是在那，它给你开出来的就是三万美金，你根本就是做不起，你在美国是一个旅游者，没有身份，你又是一个病人，你不可能买他的医疗保险，所有的钱都要自费。所以实际上在美国没有任何的治疗。她现在所有的治疗都还是延续着在北京，在肿瘤医院所有的治疗方案。

孩子去美国读书，她就相当于到美国去陪读，换了一个生活方式，换了一个生活环境，让他每天全部的注意力全在儿子身上，外界所有的干扰也没有了，没有人会觉得你是一个不正常的患者，每天有一系列的想法还能够有时间落诸于笔端，写下来一系列的文字，而我觉得这个对她来讲反倒是一个很好的舒缓的方式。

我觉得在8月份一直到现在，对她来讲是一个转换，是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对她来讲是一个正面的转变，所以说今年1月份回来以后做出一个检查，让我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她也非常非常高兴，所以我们觉得至少从目前的角度来看，这个决定还是不错的。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效果。

当然，如果没有我在央视，没有她在《计算机世界》当总编，我们有一些积蓄，我们也不可能有能力让我们的孩子和她现在到美国去，来支付这笔费用。毕竟每年在那上学和生活的费用，跟国内比起来还是要高一些。

从文化差异中汲取积极的力量

问：您书里面写到了您爱人到美国那边的生活环境、医疗、教育等等，从微观上来看，你怎么看待就是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

郎永淳：在中美之间有很多文化差异，就拿吃饭这事儿来说，差异就很大。比如说我们有一碗汤，很小很小的一碗汤，我们可能端起来直接就喝了，稍微优雅一点就拿个勺子那么喝，但是她的那个美国房东，坐在一起吃饭，我们做了汤，然后给她盛上一碗，我们做的汤可能是按照中国的习惯去做的，比如说加了竹笋，她就很难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吃了之后她不在你面前吐，她尊重你，会悄悄的走到另外一面去，她其实喝到最后才把那个吃起来，吃起来之后再给它吐掉。然后过上两天他会告诉你，这个东西怎么能吃呢？

她在喝汤的时候，这个碗是从来不动的，就是放在那的。然后她会用一个小勺，一勺一勺的舀起来喝。我们可能是瞬间就把那个汤喝掉了，但是她可能会用很长很长的时间去慢慢的喝。我们可能用两个小时去做一顿饭，然后用10分钟就把这个饭吃完了。但是她可能会用5分钟做一顿饭，但是可能会吃20分钟，这就是之间的差异。

美国房东是一个单亲家庭，没有享受过家庭的幸福。当她遇到了她丈夫之后，她终于感觉到家庭是这么的好，融入到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当中来。没有想到，结婚十年以后生了两个孩子，竟然离婚了。而她却在丈夫又离她而去之后的每一个节日，她都让她的两个儿子跟她的爸爸一起过，一直到现在。

但是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节假日，她都把孩子送到前夫身边，她要他们始终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可能我们完全不可以理解，离婚了之后可能会有恨，你可能会把这个孩子放到自己的身边坚决不给他。

她这一系列处理的方式让我们感觉到什么是爱。这是文化的一个差异，其实在这个差异当中我们能找到一些能够给我们提供激励的东西，慢慢的你会能从里面汲取到一些力量，而如果能够汲取到这些力量，其实就是对我们自己有好处的，有帮助的。

我觉得在这几个月的过程当中，对于我全家来讲其实都是有好多好多这种文化的差异所带来的困扰，但是在这个困扰面前我们也选择了，我们怎样看到更多的向上的东西，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他们的一些闪光点。

站在自媒体时代的浪尖

问：从央视新闻到微博到移动互联网自媒体，您20年来一直站在媒体发展的潮头。您作为一个媒体人如何看待这些媒体形式的发展变化？

郎永淳：我觉得一个个体，或者是一个媒体永远抵抗不了所有的技术的发展，因为我们从过往的接近100年的历史来看的话，最开始是广播，然后再接下来到了电视，再到现在的互联网，这一路走过来都是因为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所以当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一系列的新兴的媒体的形式的话，作为一个媒体人，你必须要做一个弄潮儿，或者是你必须要进入到这个洪流当中去，进入到这个大海里面去，去游泳、去扑腾。

像2009年刚开始有微博的时候他们发出邀请，我就是第一批的用户；到了微信时代，微信推出的第二天我就加入了微信；到搜狐新闻客户端在做自媒体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批加入者。其实作为一个媒体人，一定要去到这些新兴的形式当中去适应，去体验。然后反过来来做一系列的反思，我怎么样在这个传统媒体当中我做好我的一系列的坚守，做好我们的应对，做好我们的突围。我们不希望在这个时代，新闻联播被大家看作是一个很神秘的，是圈在一个小房子里面的像小木偶一样的一些人，我们是一群活生生的人。

所以我要去通过一系列的新媒体的形式来和大家互动，来知道我的传播怎么样有的放矢，怎么样来做好相应的这种调整和校正，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能够更加坚定，自己从出发的那一刻所坚定的理想。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希望永远站在每一次浪潮的潮头当中。

问：自媒体发展之后，做新闻的门槛在降低，同时新闻生产流程和质量也在不断遭遇风险，您对这种趋势如何？

郎永淳：其实每一次技术革命到来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在大浪淘沙的过程当中泥沙俱降，这是必然的。但是你也不要寄希望说这个水会如何之清，你要相信第一，保证更多人的知情权，这其实在我们党的报告中已经是很明确的一个阐述，你有更多的知情权，你也有更多信息的披露，你让大家更容易的去获取信息的时候，大家做出的判断才会更趋于准确。当我们有了丰富的信息，我们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当我们拿到的信息非常有限的时候，我们对很多问题一头雾水，不可理解，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可能会做出错误的行动。

其实一个媒体，最终是要影响这个个体建立它的一套价值观，从这个价值观出发要做出自己的判断，甚至是原来要做选择A的时候，这个时候通过你的一系列信息的披露，要做出来选择B的一个举动，这是一个媒体，一个传播者应该去做到的。所以在技术手段变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给了更多的信息披露的机会，给了更多的人，更有可能去接近事实真相，更有可能做出自己真正的判断，以及正确的行动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如果从正面的角度上来解释的话，它一定是一个好事。但是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鱼目混珠，会有鱼龙混杂，但是终究会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作为一个传统媒体者，没有意识去参与到其中，而是躲避，往后退，你反倒是有悖于这个发展的潮流，所以我也是不断的在每一次新媒体出现的时候，要选择，要站出来，要参与进来，要发出我的声音，要塑造我的一个立体的形象，要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他并不是关在那个小房子里面的木偶。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新媒体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挑战，让我们能够为信息进一步的公开，为保障更多民众的知情权做出我们的一份努力，同时也希望做力所能及的。比方说我现在可能去做《郎读》的自媒体，提倡大家养成一个读书的习惯，因为只有全民族提高自己读书的这样一个意识，让更多的人形成一个读书的习惯的话，才能够让这个社会戾气更少一些，才能够让我们这样一个群体能够有更加冷静和从容的意识去做出我们的判断，做出我们的行动。

其实你刚刚所提到的新媒体对于传统媒体的一个挑战，我想跟你讲的是，在今年的新闻联播的三天三个温馨的结尾。这既是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的一个良性互动，也是一次成功的主题先行的报道。

这个报道的操作，事先通过我们央视新闻在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的官号，发出征集令，面向5000多万的粉丝征集每个家庭拍一个今年的全家福来传送回来，希望在这个春节营造一个向上、温馨、和谐的感觉。这虽然是一个主题先行的东西，但是响应者云集。

在新闻联播最后报尾的时候，把这个图片给它放进去，把这种情感进一步的升华，我配上了最新的《时间都到哪儿去》背景乐。这就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的良性互动，而同时又符合了主题先行，又符合了整个生产的流程，并且这样的一个主题互动的东西，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复制的可能。

让隶属于中央电视台的“郎永淳”成为品牌

问：因为央视这个平台的特殊性，不少的主持人都有个人品牌效应，并将这种效应去变现或者另一个发展平台。相对来说您一直比较低调。您对个人的品牌建设有怎样的规划？

郎永淳：目前在个人品牌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太多的考虑，我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中央电视台给的，所以我的品牌效应也是应该隶属于中央电视台的。从目前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要做好我作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员工，一个个体应该去做的一些事情。

我不能管别的人，我也不能劝别的人，我只能做好我自己，我自己应该规划好我自己的道路，因为所有的规划不是别人来替你做规划的，你在你力所能及的情况之下，你做好你力所能及的事情，你做好你自己人生的规划和你工作的规划，其实是你要对自己负责的。所以我希望在未来的路径当中我为我自己负责，我为我自己规划，我要让我隶属于中央电视台“郎永淳”的这三个字努力成为一个品牌，让这个品牌来和中央电视台之间形成一个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