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越来越荒诞 中国却越来越现实

“他越来越荒诞，中国越来越现实”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教授说，从1980年代到今天，阎连科是他最喜欢的几个作家之一，“我只评论几个作家，评论家和作家是可以一起成长的。莫言、王安忆、阎连科，我们从1980年代一起成长，我年轻的时候，他们也年轻，他们幼稚我也幼稚。”所以，陈思和说，读阎连科他们的作品，“就是读我们的经历。”

在阎连科所有作品中，陈思和相对喜欢他早期的作品，“比如《年月日》，如果要选一批当代文学，这部作品一定在里面。”陈思和教授是在1989年以后读到这部小说的，“突然看到一个作家对中国底层写得那么好，一个农民为了种玉米，和狼斗和老鼠斗，但千辛万苦，最后就是缺肥料，这个农民用自己身体作为养料。当我们对国家对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他写出了信心。”陈思和认为，阎连科写底层人的生存状态和信念，“那种信念是伟大的，靠这种信念，我们国家民族一代代没有衰弱。”这种写作，阎连科后来有意识地进行了转变，《坚硬如水》是个转折，陈思和说，“从《坚硬如水》，他把对生存的欲望与现实联系在一起。那些底层人本来是没有欲望的，他们的欲望被压榨到只有生存，他们对生命非常单纯。到了《坚硬如水》，他加入了这个时代之魂——欲望，欲望的异化反过来压抑人的尊严。”

阎连科这几年最主要是在写欲望，把人类的欲望写得淋漓尽致，写欲望怎么成为人性的背叛和异化，最后人只剩下欲望。但陈思和也说，“大家觉得他写欲望有点过了，但是他的背后是有东西拉住的。”

陈思和所说的“过”，就是复旦大学教授王宏图所说的，“很多同行、同学不喜欢，太暴力，过于仇恨。”但在王宏图教授看来，阎连科的小说，突破了现实主义的束缚，“现实主义是伟大的，但也成为沉重包袱。”中山大学谢有顺教授直接建议阎连科要学会“平衡”，他认为阎连科对时代、现实、恶的简化是可以商榷的。但谢有顺同时肯定了阎连科对现实的这种荒诞化处理，“他越来越荒诞的过程，恰恰是中国越来越现实的过程。”

争论多不是他的选择

“阎连科创作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持续了一整天。昨天下午，在学者们开会的同时，阎连科在复旦大学做了一个主题讲演，内容是回应一系列关于他本人和作品的争议。在当天的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也用“中国最有争议性作家”来评论阎连科。

回应争议这个话题，阎连科在演讲中说，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总是被介绍成争议最多的作家。这让他很尴尬，他情愿是被介绍成“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说我是争论最多的作家，在国外可以看作是很高的荣誉，在中国是很大的尴尬，所以一直想要解释一下。”在争论最多的同时，他的作品也最难在国内出版，阎连科说，“这不是他的选择，完全是命运的选择，自然的选择。”

阎连科说，他的作品最早受到争议是1994年的《夏日落》。《夏日落》发生在某部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以后中的一个英雄连，连长和指导员在战场上同生共死，战争结束以后共带一个连队，为了晋职，两人齐心协力要把连队短期训练成老虎连。然而，这时候变故发生了，某天晚上，连队枪库失窃了一支步枪，不久，连队一个战士，名叫夏日落，用这枪自杀了。为了调查清楚夏日落自杀的动机，上级分别找连长和指导员核实，两人由于各自的利益，未能达成一致，互相推诿，一起被关禁闭。关禁闭的时间里，国际局势发生了改变，他们曾经与之浴血奋战，并为此牺牲了许多战友的越南和中国建交了。时移世易，追想战场上的情景，两人幡然醒悟。

“现在看来，这部小说毫无文学意义，全部意义是在军营里有意义。放到中国文坛，放到全世界都没什么意义。就这么一个故事，但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这个小说在1994年出来，在港台影响非常大，《争鸣》杂志发了很大评论，评论说阎连科写了军人灵魂的堕落。”阎连科说，他写这么一个简单故事，其实只是要写真正的人，而不是军事经典里面的英雄，“因为到了军营之后，我对那些革命英雄主义浪漫主义是有疑问的，当兵也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了生存，为了前程。所以我就写了些非常真实的人和故事，你只是把英雄写成了人，把战士从战场拉到了土地。”关于阎连科的争论就是从这个小说开始的，同年引起争议的小说还有莫言的《丰乳肥臀》。

《夏日落》开始了阎连科出版坎坷之路，同时也是他的写作转折。“这个转折使我对文学有新的认识。文学讲真话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真实也是最低的标准。但文学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生活中有很多真实抓不到，所以用文学方式，但文学的真实不能违背人的内心的真实。”阎连科说。

写《丁庄梦》是为了立功拍马屁

阎连科一直是军队作家，直到《受活》的出版，他才转业。《受活》刚出版，阎连科接受了凤凰卫视的专访，电视播完的第二天，阎连科说，“我所在部队对我说，我在电视上讲得很好，首长考虑到军队限制了我的发展，然后让我转业了。下午1点半送转业报告，2点就接到电话说，半个小时内8个首长都写了同意，然后给我3天时间找工作。”阎连科转业，从军队去了北京作协。

因为《受活》，阎连科从军人变成平民，但这个时期打击最大的恰恰是另外一部阎连科自己都不太喜欢的小说《为人民服务》。阎连科写这部小说完全是因为约稿，拖了很长时间，一定要给杂志社一个3万字左右的小说。“2003年初，写完《受活》我脑子一片空白的时候，为应付朋友约稿，从《坚硬如水》里找了个素材扩展下来。但越写越长，超过3万字了，编辑说，只留了3万字的版面，现在随便你写了，我不要了。”那就是《为人民服务》，阎连科说，这部小说出来后，自己承受了很大压力，也觉得对不起朋友和出版社、杂志社，“但因为这部小说，彻底被海外关注，这不是我可以选择的。《为人民服务》确实让西方关注我。”

从那以后，“对我最尴尬的事情就是有读者对我说，我喜欢你的小说，我看过你的《为人民服务》。我知道这么说的是为了恭维我，你说我的小说好，去看《坚硬如水》，说我的《为人民服务》好，我会非常尴尬。但你到任何国家，都会谈论《为人民服务》。”

一进入北京作协就带来麻烦，阎连科以“戴罪立功”的心态去写一部主旋律的小说，那就是后来的《丁庄梦》，“我完全是以立功的心态去写《丁庄梦》。因为我刚刚调到北京作协，想写一个能给作协带来荣誉的小说，是部计划用来拍马屁的小说。在我所有小说里，没有一部像《丁庄梦》那样写得纯洁、温暖，恰恰表达我小说中善良之心。我投入了很多的理解和爱。”小说后来出版，结果只“出版”了三天。阎连科说，从这件事情上发现，“某些生活，CCTV每天都可以讲，你阎连科不能讲。其实我在村庄看到的死亡疾病挣扎冷漠远更厉害，远更荒诞。”

《丁庄梦》这部小说，后来改成电影《最爱》。“我提出不要说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不要说我是编剧，把小说里的名字都改掉。我放弃一切名誉为了这部小说的电影能让大家看到，最后大家还是知道这是根据《丁庄梦》改编的。”

到了50岁之后，阎连科完全没有了约束，只存在有没有能力去写的问题。“你忽然意识到，选择那些不允许写的东西，要放弃一切可能，包括出版的可能性。当你写《四书》的时候，清楚地认识到，完全为自己写作的时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最重要的是你是否有能力去写。”在这几年的写作中，《四书》是阎连科自认为最满意的写作，但目前只有台湾麦田版。

“所以，我全部的写作，都不是你可以选择的，都是命运的安排。你的争论，也不是你可以选择的。你能写什么，都从你生下来就决定的。你是农民你只能写这块土地。每个人，其实你能写好什么，你的出生做了决定。”阎连科说，不要去抱怨写作环境、政治环境，“在技术上，中国作家每个人都训练有素，但是差哪里？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能力，有没有人格去写。写不出伟大作品，不是时代问题，是作家本人问题，我们常常用审美的名义掩盖作家的责任和能力。”

在研讨会上，在下午的演讲上，阎连科都在暗示，在完成《炸裂志》后的写作之难，不去重复之难，他说，以现在56岁的年纪和现在的身体，最多写两三部长篇小说，他最焦虑的是，即便很早准备好的故事，仍然在延续以前的写作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