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迦：传教士不是文化侵略者

问：我看到1913年苏慧廉在牛津出版《儒释道三教》，这个书有无中文译本？您读过吗？大致讲什么？

沈迦：没有中文翻译。这本书我粗粗翻了翻。这是他在牛津大学当汉学教授期间出版的书，是他多年积累起来的一本具有学术价值的书，讲的是中国儒释道三教的情况，在西方学术界中，这本书是一本不断被引用的书，尤其是他的注解不断被引用。所以这本书在西方很著名，是一本相对完整地介绍了儒释道三教，但又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层面上的书。他认为儒释道三教在中国已经形成融合体，多面的融合，不可区分，这种多面融合力有中国精神的深刻性。苏慧廉的著作学术性含量比较多，不是停留在很浅显的百度百科的层面上。

问：苏慧廉在温州的各大寺庙、道观到处游走，还试图给大大小小的庙宇分类，这很艰难，因为实在是难以区分。我感觉彼时温州的情景有点像现在台北的小街小巷，庙宇、道观、妈祖庙比邻而居，不同的神相安无事地在一起。

沈迦：温州是一个道教很杂乱的地方，苏慧廉最早接触道教的知识来源于温州，中国的道家文化、佛教都是一种民间文化，混合在一起。求子拜观音、求升学就拜文昌星。就像我今天在北京什刹海那边走，有的地方把毛主席列在神坛里供奉。你能分出它属于哪一支吗？分不清。

苏慧廉深受李提摩太影响，关注佛学

问：我观察到苏慧廉唯一一本在中国被译出来的书，叫《李提摩太在中国》，李提摩太当年把苏慧廉从温州请去当山西大学堂做总教习，他俩有什么样的渊源？

沈迦：李提摩太对苏慧廉有深深的影响。李提摩太去世，苏慧廉很有感慨，专门为他写了一本书，以表达他的敬仰或哀思。

李提摩太的年龄比苏慧廉大20岁左右，苏慧廉刚来中国时，李提摩太在中国已是鼎鼎大名的传教士。苏慧廉和太太到上海逃避“甲申教案”，和李提摩太第一次相聚，那时候，苏慧廉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李提摩太已经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李提摩太第一次见面就很欣赏苏慧廉，所以一直提携他，一直跟他有交往。温州有开业典礼时会从山西专程到温州。那时山西到温州很不容易，某个程度而言，如果不是特别好的私交关系，李提摩太不见得会到那个地方。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李提摩太是一个深深影响苏慧廉的人，从神学思想、传教策略，苏慧廉都深受李提摩太影响。苏慧廉也很注重社会福利，办很多社会事业。

神学上对办社会福利这个问题有争论，有的人讲传教就传教，带人“信上帝”就可以，干那么多杂事干嘛？但李提摩太是那条路线的人，苏慧廉的神学思想受李提摩太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他给温州带来很多社会福利。苏慧廉的思想是有渊源的，李提摩太对中国佛教很感兴趣，但他不像苏慧廉那样做学问。苏慧廉的做《儒释道三教》，“道”来自于温州的生活体验，“儒”来自于对《论语》研习和翻译，“释”则来自于李提摩太的影响。

问：他们对中国文化本身都抱着欣赏和认可的态度。

沈迦：并且很尊重中国文化，对中国土地极其留恋，而且很喜欢结交中国高层朋友。苏慧廉、李提摩太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参与政治，只是李提摩太走得更远，参与更到多中国政治的构想、顶层设计。

苏慧廉著《中国与西方》，向当时的西方人讲述中国

问：苏慧廉还有一本书《中国与西方》，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沈迦：《中国与西方》是一本讲演集，他在牛津当老师。把上课的讲义做成的集子。因为他对中国了解比较深。这本书也没有中文翻译。

问：1928年苏慧廉出版《中国与英国》，这也是他在牛津上课时的讲演集？

沈迦：对，那时候他承担着培训传教士的重任，民国时期还有很多传教士从英国来到中国。苏慧廉是老前辈，就在那儿办一个短训班，十来天的课程。每天一讲介绍他理解的中国，有人记录下来，最后他审定，由此结集成书。这本书的价值在于过了多年后，我们看到那个时代“中国通”的英国人怎么看待中国与英国的关系，起码他的解读跟我们今天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解读完全不一样。

苏慧廉编《中英佛学辞典》，成就斐然

问：苏慧廉在1930年翻译了佛经，并编写《中英佛学辞典》，那是他在牛津当汉学教授期间，他为什么在那时候要翻译佛经？你在书中没有讲细节。

沈迦：没有讲细节是因为我在写这本书时也把握不准，我不太能理解，他晚年为什么花如此巨大的力气做这样一个学术工作，编写《中英佛学辞典》，这是他学术生涯最后的压轴动作，他花了那么多精力来做这个东西，并且这本书确实成为他学术生涯的招牌。我最初压根不知道他做过这个事。一次我去匹兹堡大学拜访汉学教授王伊同，他是燕京大学的老一辈学生，当时90多岁了，我偶然机会跟王老先生讲我准备写苏慧廉，他马上说，“噢，你说的苏慧廉，就是那个写《中英佛学辞典》的人。”可见，在王老那一辈学人的脑子中所记下的苏慧廉，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是这样的。

问：一个传教士竟然翻译佛经，编译佛学词典，这背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

沈迦：苏慧廉为什么在他的晚年花那么多精力做这个工作，我写这本书时没有找到答案。但前天开研讨会，北外的李老师对这个问题有所研究，因为他研究佛学。我不能用很短的几句话标准地来转述李老师的答案，我建议他写成文字，李老师有一个角度阐释苏慧廉为什么做这个事，第一，他看到佛教传递到中国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一部分，比基督教融入得更好，一个外来宗教为什么那么成功地融入中国，苏慧廉想找到原因，他说这是一个案例，对这个案例的解读对他是有意义的。这是李老师解释的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苏慧廉认为做一个文本的分析，把它提升到精神层面，并且留下这样的文本比建造一个实体教堂，对未来的启示作用更大，甚至认为这是更大的传教（大意）。

问：第一个角度是有可能的，不光是他，其他传教士也曾有分析。为什么佛教几乎完全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为什么基督教一直有磕绊。他说基督教是一神教的崇拜，要求信我一神。佛教讲人人皆可以成为佛。这种指向是不一样的。对皇家的意识形态控制来说，很怕你成为一个唯一，来挑战他的集权模式。但不怕人人成佛，一个一个佛会自己去打架。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

梳理他的学术出版可以看出苏慧廉做每一件事情都很投入，奉着神的旨意做探索。

苏慧廉是费正清的引路人

问：我注意到1929年苏慧廉68岁时，费正清到牛津，成为苏慧廉的学生，请问他对费正清的一些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沈迦：他对费正清的学术影响不大，因为费正清做的专业跟他不一样，费正清是做中西外交史的。但在费正清的生命中，苏慧廉是一个领路人，年纪比费正清大很多。苏慧廉1861年出生，费正清1907年出生。当苏慧廉已经走到人生的暮年，费正清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一个很好学、拿到很高级别奖学金的学生。很荣幸正好拜在苏慧廉的门下，苏慧廉很清楚费正清的专业不是自己的专业。他说我教你学汉语可以，告诉你一点中国经验也可以，其它可能就不行了。所以苏慧廉就把费正清介绍给马士，费正清一直认为是马士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基础。

马士是一个中国通，是一个在中国海关待了几十年英国人，并且在英国学术界很有地位的一个人。马士跟苏慧廉同龄，是很好的朋友。那时候马士隐居在伦敦郊外，苏慧廉对费正清说“你应该找马士来做这个学问。”马士成了费正清学术上的领路人，指导他到中国，成就了费正清的事业。

苏慧廉曾与胡适共同工作

问：苏慧廉影响了费正清，起着引路人的作用。书里还讲到他人生轨迹与胡适的交集，具体是怎样的？

沈迦：他跟胡适有过工作上的合作，并且是很密切的合作，即1926年中英庚子赔款退还中国，他们是这个退款委员会中的同事。胡适那一年的日记里有很详细的记载，包括胡适在中国完工后，苏慧廉跟他一起坐火车回英国，胡适到英国继续跟他一起合作。胡适到苏慧廉家拜访，喝下午茶，胡适到牛津讲学等都是苏慧廉引导安排的，这是一个。

但同时苏慧廉是比胡适大一倍的人，所以他们不是那种兄弟哥们的友谊，再说苏慧廉是一个很严谨，不是那种每天开玩笑的人，所以在我能看到的字里行间的记录里，胡适对他有点敬重。

问：他应该比胡适大30岁，苏慧廉1861年生人，胡适是1891年出生的人。

沈迦：是的。苏慧廉的女儿倒跟胡适成为很好的朋友，他的女儿是作家，留下了很多关于中国经历的见闻，里面就有胡适的记载，比如他们一起坐火车旅行。我是在苏慧廉女儿的记载中知道苏慧廉跟胡适有交集。

问：我相信您在探寻的过程中肯定有很多喜悦，当发现这些人彼此联系时。

沈迦：对。我是第一个发现费正清跟苏慧廉有关系的人，第一个发现胡适与苏慧廉有关系的人，我的惊喜在于上面有一张胡适照片，胡适我是认得的。这有点象是寻宝，或者说像侦探。探寻时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是有关联的，学术是有关联的，历史是有关联的。只是我们都很模糊，或是因为语言隔阂，或是因为历史有意无意地被遮蔽。

问：从书里看到苏慧廉与蔡元培也有交往，林徽因是在他女儿办的学校读书，是他女儿的学生。我好奇林徽因在英国和苏慧廉家庭有无交往？

沈迦：蔡元培到牛津是为了运作庚子赔款，那时苏慧廉是牛津的汉学教授，作为系里的一把手，出来接待蔡元培。林徽因与苏慧廉的交集也许有。但今天能找到的原始材料很少。苏慧廉有一本日记我没有看到，不知道存在哪里。若干年以后也许能找到更多的一手档案。林徽因在英国时，中国人是一个小圈子，如果有这样的来往不可能没有记录，我需要继续需发现，希望随着材料的增加，有机会修订《寻找·苏慧廉》这本书。

传教士对我们是“涌泉之恩”，我们“滴水未报”

问：回过头我想问几个和你自身相关的问题，做这本书的过程，哪些层面改变了你的生活？

沈迦：很多，第一，我是一个基督徒，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上帝的作为，看到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也看到上帝在我身上的作为。第二，我看到一个老外对中国文化有这么大的担当，在中国成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人有这么多的担当，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起码读过书的人，我们对自己文化的担当到底在哪里？这点让我反思自身。第三，他严谨地做学术研究的态度启示我、引导我写这本书要严谨一点。我会引用比较多的原文，供研究者可以拿这个东西做更深的研究。我不能把它囫囵吞枣地处理，做成自己好像很懂的样子。我有很多不能胜任的地方，比如，他的学术体系很庞杂，对他译的佛经进行研究就要对佛学有了解，做他的历史研究要对那一段英国史了解。这两个东西不太相连。另外，他的很多东西，如一本《明堂》的书就可以做个博士论文，一本《中英佛学辞典》好好解读也可以做博士论文，这超出了我的能力，我做不了更深的学术解读，只能说我点到，期待有人能把它打开，这是我的遗憾。

问：在你这本书的封底，马勇老师有段“我们今天对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还缺少一个道歉，缺少一声感谢，缺少一句对不起。”你认可这段话幺？为什么？

沈迦：我认可。因为我们一直在妖魔化这批人，一直把他们钉在耻辱柱上，我们在1950年代初期把他们的后继者驱逐出境。一直说他们是“文化侵略者”。

说我们的贫弱是他们带来的，把脏水倒在传教士身上。不了解的百姓以为中国的落后真是传教士带来的。中国有一句话俗话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觉得传教士那个群体对我们是“涌泉之恩”，我们是“滴水未报”。（最新文化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