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在俗世中做人 尽量不做世俗人

自古至今，在中国，对于有的人来说，穿衣、走路、吃饭、喝茶，哪怕吐痰后用的卫生纸，都必须体现出他高贵的尊严来。他们和当年托尔斯泰笔下众多的人物们，大体在生活上如出一辙。但对于另外一种人，住房、工作、就业、婚姻、生死，这么尖锐、悠长的命运大事，却是随意的、无奈的，不能含有尊严的，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们，契诃夫笔下的公务员，巴尔扎克笔下那种为金钱着迷的巴黎市民们。

人，总是要在没有尊严的生活中为活着的尊严而努力，这是每一个普通人的基本心愿。这些普通、基本的心愿，一个累加一个，就构成了人类的理想。《巴黎圣母院》中的那个驼背畸人卡西莫多，他活得那么卑微，却那么又有做人的尊严，因此这个人物震撼、感动了众多世界的读者和观众。

在人类社会中，就有尊严地活着和没有尊严地活着这个问题，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中，似乎比二十世纪的文学探讨得更为深刻和丰富。二十世纪文学，更多的探讨了个体存在之本身。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十九世纪人活着的尊严探讨的深化；另一方面，因为这个问题到二十世纪的文学中，变得过分抽象与哲学化，慢慢的，离读者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了。比如卡夫卡笔下的约瑟夫·K；加谬笔下的局外人和很多更注重小说形式意识的作家之创作，甚至到后来，会因此产生一些“观念小说。”作家为了观念、理念、甚或概念而创作。如个体存在这一点，中国文学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有过有意义的尝试和实践。之后文学就又回到了人和人的具体生活上，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某种哲学观念上。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中国作家都非常清晰地意识到，中国人的生活是具体的、日常的、物质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主要建立在具体的物质基础上。

“饱食思淫欲”，这是中国古人对中国人生活原则的高度概括，吃饱之后，想的是男女之事，男女之情，而不是“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抽象哲学。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那么注重“个人”与“精神”，而他们更在意、追求的是物质——如金钱、美食、女人等等。这就决定了千百年来我们生活的物质性而非人的尊严性。

没有尊严的活着——这是中国百姓的一个生存现实。因此，我们的文学作品，也就大都是以各种文学样式呈现着中国人的没有尊严的生活，而非人的那种有尊严的生活。生活是这个样子，文学的呈现也是这个样子。中国式的现实主义，总是说文学形象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这一点，作家们终于齐心协力与这种文学的口号，做了共同的抵抗。就现实而言，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每个人都在没有尊严的活着，穷人和富人，权贵和百姓，都生活在缺少人的尊严的现实中。穷人与百姓，在为油盐醤醋活着时，是什么人的权利都不要去谈的。所谓人权，就是吃饱后的口水。而那些今天在中国商业时代富了起来的人，开豪车、住别墅，用秘书（常常那个女秘书或者女司机，就是和他关系暧昧的人），活得山高水长，有头有脸，可他却见了一个科长、处长或局长，都必须恭敬三分、矮人三分，乃至于点头哈腰。为什么？因为你的钱是通过权力挣来的。是权力奉赠你的人生之大礼。在今天中国社会中，商业、工业不和权力相结合，那就没有赢利、资本和资本的再积累。

今天的中国，法律不是人的尊严之根本，而是权力是一切人的尊严之根本，之保证。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就等同于过一种有权力的生活。为什么对权力的崇拜和批判，会成为几乎所有中国作家——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有名的、无名的，即所有、所有作家的共同的主题？问题就在这儿。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作家，可以像中国作家这样在写作中痴迷于对权力的认识和描写。没有一个没有写过权力的作家，这就是当今中国文学的一个现状。为什么会有如此密集、普遍的描写权力在文学中之于人的爱和恨？就是权力成了今天中国所有人尊严的保障和杀器。这也包括那些有权力的人。中国最真理的笑话是：“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深圳，不知道钱少。”我见过一个市长，他去了一趟省里，回来很感慨地说：“妈的，我活得连百姓都不如，省长骂我就像骂孙子。”还遇到一个某省的省级干部，到北京为了工作去送礼，等在一个更高级的干部家门口，和门口那警卫员点头哈腰，套近乎说话，就像一个农民见了县长样，无非是想知道更高级的干部在不在家，几点回家。当门卫对他训斥之后，他回到宾馆把带来的昂贵重礼摔在地毯上，骂着说：“妈的，我怎么这么没出息，连他妈一个农民都不如！”可他哪里知道，农民去找村长和乡长，也是要和他一样受尽屈辱的。当然，这样说不等于那些高官的高官就在权力面前更有尊严了。权力是一个循环链，当那些高官见了国家领导人，国家领导人见了美国总统，美国总统见了那些可以左右他选票和声誉的人，都有着在他看来有伤他尊严的人和事。无非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权力高于一切、大于一切、权力就等于一切。在这个国家的体制里，当权力成为人的尊严的根本保障和杀器时，权力就成了所有人尊严的陷阱和火坑。

一句话，没有谁可以在现实面前有尊严地活着和生活。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和事实，唯一和必然。过一种没有尊严的生活在中国不仅是普遍的、绝大多数的，而且是命定的、无可逃避的，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因此，这就又扯出了下一个问题来。

认同世俗的生活

当一个人没有做人的权利、又希望在世俗生活中获得那么一点点活着的尊严时，他必定会认同世俗的生活，心甘情愿地去过一种世俗的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在昭然天下的现实中，认同世俗的生活，对于知识分子和许多作家来说，这是一种自觉而必然的选择。

首先，知识分子和作家们，他们认为世界本身是世俗的，占百分之九十人口的中国农民几乎是俗不可耐的。他们无知、短视、自私、而又充满可笑的欲望。鲁迅说：可笑之人必有其可恨之处。他在说谁呢？他在说整个中国的农民和当时社会的芸芸众生们。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没有谁比鲁迅更深刻，也没有谁比鲁迅更尖刻，对普通人或说没有读过书或读书不多的人，鲁迅是那么不予理解和宽容，从骨子里就认定他们是世俗的、庸俗的、俗不可耐又无药救治的。这个认识成为一种观念的传统，被知识分子继承下来了，他们相信农民天生就是世俗的，低俗的。

那么，对于商家与权贵，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一方面我们的先祖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做官，要过“黄金屋”般的有钱而富贵的日子；另一方面，又从骨子里清高、气节，睥睨这样的生活和人生。但无论怎样，他们认定官商本也是庸俗的、世俗的，可又是大家人人向往的。当工、农、商都成为世俗中人时，那就剩下“学”——知识分子了。因此，世界本就是庸俗的，知识分子也自然应该认同这种俗，于是就认同世俗生活了。告诉你们一件想不到的事，我所认识一个中国名教授，口才、文采都很好，站在讲台上，几乎所有的女孩都会喜欢他，可走下讲台后，几乎所有的女孩都怕他——因为走下讲台，他喜欢所有的女孩、女学生。这位名教授，知识分子，走遍中国南北，每到一处都是白天讲学，夜间去洗脚屋、按摩室里找小姐。在和小姐欢乐的过程中，他又总是非常真诚地要劝小姐们好好读书、重新做人——做一个有意义和纯洁的人。当然，在和小姐分手告别时，他也总是想要小姐少收他些钱，小姐不同意他苦口婆心的劝解可以因为高尚而抵去嫖资时，他又骂婊子就是婊子，终归是世界上最为下贱的人。像这样分裂、滑稽的教授读书人，在知识分子中并不是个案和少数，而是相当多。有相当普遍性。我说他们是世俗生活中的欢乐派和说教派，是世俗生活中最典型的俗者和知识分子。

今天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我们怎么还能期望那些工农兵？

话题回到写作上来。作家作为知识分子中的成员，对世俗的认同，本又觉得就是应该的，如同诗人、画家、艺术家，他们在女性面前的浪荡，会被他们自己和许多人认为这是上帝赋予艺术家的权利。不浪荡还叫什么艺术家？而作家认同世俗的生活，这也是上帝赋予作家的权利，因为在中国文学中，小说自古就是瓦栏勾市之物，故事为市井百姓之说。认为文学的来源——即世俗的生活。既然小说为瓦栏勾市之物，为世俗生活之品，那么，它的创作者，又如何可以不熟悉世俗的生活呢？如何可以不认同世俗的生活呢？如何可以不参与世俗的生活呢？如何可以自己不去世俗呢？

现在，中国作家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了一个文学事件。世界上凡是关心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人，大都关心这件事情。尽管这个话题谁都觉得说得太多了，说得俗烂了，但随着莫言的获奖，这个话题又再次热起来。我对此的理解，这也就是作家们在对世俗生活的认同、参与之后的一次漫不经心，如同农民们认为一切的粮食都是来之不易的，所以不仅会把落在土地中的粮粒捡起来，也会不假思索地把落在肮脏灰土中的粮粒捡起来。我们当然要尊重那些清醒拒绝抄写的人，但我们似乎也要理解那些种种原因而不得不抄写的人——因为我们过的是没有尊严的生活！我们想要有做人的尊严，就要认同世俗的生活。认同世俗的生活，就必须认同权利、接近和靠近权利，并最终或多或少地拥有一些权利和荣誉，这就是中国作家的一种选择和无奈。

总在说别人，来说说我自己吧。

我没有抄写毛在延安那篇著名的讲话，但这并不等于你阎就比别人有更高的气节和觉悟，并不等于你不认同于世俗的生活。别人都是世俗中的尘灰和柴草，而你是世俗中的鲜花和灵芝，是郑板桥画的可值天价的气节竹。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我也是世俗的，也是在许多方面认同世俗的并相当世俗的。比如说，我年轻时候在部队，所谓军官到相当于科长、处长的职务时，几乎每次探亲回家，都要拿着烟酒到我们村长家里坐一坐。村长按中国的行政级别，就是部队的班长那一级。部队上很多班长回到农村就当了村长、村支书。可村长手里的权利有时候比团长、处长的还要大，他管着一个村几百、上千乃至几千口人的人生与命运。而我的父母、哥嫂和兄弟姐妹们，都被他管束着，你们说我能不给村长敬烟敬酒吗？这种行为是什么？就是认同世俗的生活。想要有尊严地活着，首先就要没有尊严地生活。到今天，我五十几岁了，我们村的村长是个年轻人，我一回老家，村长还会传话说：“让连科到我家里坐一坐”。那么，我就只能主动到他家里“坐坐”了。这是一件小事情，下边说件大的吧。现在，你是作家了，年过半百了，有人说阎连科，给你个县长、局长、厅长你干不干？县长、局长和厅长，我可能真的不去干。你不愿去向权利低头，你不会去受那当官的罪。可给你一个中国的文化部长呢？中宣部长呢？你能扛住不受这权利的诱惑吗？我说我能扛住那是说大话，是虚伪和虚假，是你知道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你头上。扛不住，你就必然会向权利认同与低头；在因权利而尊严的陷阱里自救和他救，自保和他保。我不是屈原那样的人，我心里知道我哪里庸俗和多庸俗。充其量说，我也就是在世俗的生活中，因为年龄、经历、命运和经验，多少知道世俗的深浅，有一点清醒和理性。但说道底，我也是一个世俗的人，也是一个认同世俗生活的人。

这就进入了下一个问题了——

在俗世中做人，而尽量不做世俗的人。

说到底，我们是人。我们想要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在一切都被权利统管的现实中，要在俗世中做人，要尽力不做世俗的人，我们如果不能百分百地做到，还是可以做到一部分或相当一部分。我有一个叔伯哥，他有过一件事情成为了我终生行为的镜子。农村的家庭，因为孩子渐多，年龄渐大，成家分家是都需要房子的。需要分家盖房，就需要宅基地——在中国，个人是没有土地的。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你盖房、你种地，都要拜求国家的政府和那些有权力的人。“农民是土地的主人”。这句话在中国就是一个屁。是空谈，是虚构，是站不住脚的谎言——说我的这个叔伯哥，他是反抗计划生育的英雄，生了很多孩子，家里房子住不下，要划宅基地，那就需要不断地给村长家里去送礼、送礼、再送礼。我这个叔伯哥，他就坚决不去送。宁可不划宅基地，也坚决不送礼——这不是他小气，就是一个倔。他不相信世道和人心，会黑到暗无天日的那一步。他就这么坚持了十几年，一家五、六口人，住在很小的屋子里，孩子大了无法结婚，直到全村人都觉得不给他划宅基地说不过去时，村委会才给他划了一块风水、出路都不太好的宅基地。因此，他相信世道人心没有坏到没有天窗、没有门户那一步——你不是最终还是给我划了宅基地？——这多少有些阿Q的胜利法。但我这个哥，却让我觉得他越来越值得我去尊敬了。觉得性格中不光是一个倔，还有着做人的尊严在里边。现在，我就经常以我这个哥哥为榜样、为镜子。一方面，认同俗世的生活，努力理解和亲爱俗世的生活，努力理解和亲爱俗世中的一切人。甘地有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我的敌人！”还在中国蹲监狱的刘晓波，也不断地在说这句话：“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我的敌人。”这是一个伟大的人才有的信仰和灵魂。那么，他们在为自由而奋斗中的对方、对手——敌人是谁呢？是种族、阶级和权利！从这个角度去说，我们做为一个作家——永生都在探讨人的灵魂的人，就要在世俗中做一个理解一切的人；爱一切人的人。我们可以没有信仰，但不能没有作为人的信誉；可以找不到真理，但不能失掉寻找的真诚；没有能力在所处的环境中抗争一些事情，但可以在这个恶劣、庸俗的环境中坚决不去谋合一些事情。不能说话，可以沉默。宁可在沉默中站在路边，也不在鲜花和掌声中走在路的中央。可以做不到这些，但不能不去努力这些。只有如此，我们才可能是一个有尊严或有些尊严的人。不然，我们真的就沦为阿Q、华老栓、契珂夫和巴尔扎克笔下的公务员，沦为《审判》中的约瑟夫－k和一个没有自我的人。

做不到抵抗一切，努力做到不附和一些的人，这是多么低的标准，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想法，都努力去试一试，那么，我们的现实，我们在现实中写作的人，我想我们就多少会有些做人的尊严了。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庄严的写作。

庄严的写作是个大题目，今天在这儿，我们就大题小做了，细粮粗做了。在作家的生活和写作里，庄严的生活是一件事，庄严的写作有时候是另外一件事。从传记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托尔斯泰的生活相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更为严肃的、庄严的，但他们的写作却是同样庄严、严肃的。如果从他们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去分析，我甚至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还更为庄严些。看卡夫卡的传记，卡夫卡在他的生活里是平凡的，甚至也是世俗的，但卡夫卡作品中对人的那种庄严性，却是其它作家无法比拟的。英国作家毛姆，其生活之庸俗，常常是街头的笑谈，但他作品中包涵的庄严性，却是不可否认的。最好的例子是大仲马和小仲马，这对父子，他们到底谁的写作好？没有可比性。但把《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和《茶花女》放在一起时，当然《茶花女》是更为庄严的。回到中国作家的写作上来，就是说，求不得庄重的生活，但可求庄重的写作。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可以是庸俗的，但我们的写作是可以庄严的，也必须庄严的。不能有尊严地活着，但可以有尊严的写作。有尊严的写作，是作家之所以还为作家唯一的基石。当我们的写作失去这份独立、庄严时，那我们的写作就不叫写作了，而叫工作了。是为了吃饱和穿暖，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一种工作了。

一句话，就是可以世俗地活着，但一定要庄严地写作。

庄严地写作，在这里有几个意思：1、对文学自身的庄严性。中国作家在现实生活中，有时不得不把文学和生活分开来。在生活中，为了活着，我们不能脱俗，但在写作中是可以脱俗的。是可以庄严起来的。略萨曾经去参与总统竞选，曾经差一点当上秘鲁的总统，他对权利、政治的着迷与爱，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要说俗，这也许是大俗，可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对文学的信仰和爱，丝毫没有影响他对文学庄严的理解和写作。捷克作家哈维尔，你说他是政治家还是文学家？作为政治家，他改变了捷克这个国家的方向和命运；他对政治、权利的参与，就作家而言，谁都没有他参与得深。可我们来看中国“内部版”的《哈维尔文集》，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庄严性令人肃然起敬，高山仰止，让我们汗颜和自卑，都想自己朝自己脸上打耳光。这说的是在世俗的生活中作家对文学自身的庄严性。2、说的是对世俗生活庄严的认识。从世俗中写出庄严来，而不是在俗世写出世俗来。这一点，契珂夫堪称典范，他笔下的小人物们，各个生活都是庸俗的，但契珂夫却全都写出了一种庄严性。《羊脂球》中那些貌似尊严的人，各个都活得都具有庄严性，只有羊脂球是俗烂的，可莫泊桑却在这幅图景中，写出了最俗人的庄严来。20世纪的文学，对人的理解更为自我和根本，因此文学的庄严性也更为突出和显现。在世俗的生活中写人的庄严性，成为了一个世纪的主题和传统。3、我们如何庄严地写作。庄严地写作，是一种态度，一种立场，一种自觉的选择。必须承认，一个生活没有那么严肃、庄严的人，照样能写出庄严的作品来。一个庄严生活的人，反倒不一定。这就是说，个人生活的方式并不决定一部作品的庄严性。作品的庄严性取决于他对文学的认识和他的文学观，而不取决于他的生活观和人生观。但也许得承认，庄严生活的人，更易写出庄严的作品来。更可以持久地写出庄严的作品来。鲁迅一生的生活都是相对严肃、庄严的，所以他终生的创作也必就都是庄严的。而郭沫若在这方面恰可为另外的典范，那就是他早期的诗和剧的创作毫无疑问都是庄严的，而后期的创作，就失去了庄严性，甚至不仅是媚俗的，而且是滑稽的。为什么？生活使然。人生观和世界观使然。当郭的人生失去人的庄严、只有对权利的附和膜拜时，他就写不出庄严的作品了，无法进行庄严的创作了。这就是说，庄严的写作，不一定必须来自于作家个人庄严的生活；但终生书写庄严的作品，还是需要你在生活中终生不渝的人生态度和文学态度的庄严性。

中国是一个口号的大国，在这儿，请允许我写出几句反口号的口号来：认同世俗的生活，在世俗中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在俗世中活着，而不进行世俗的写作；不苛求他人写作的严肃性，但一定要追求自己写作的庄严性。